中国乡村陷道德“软骨病” 物质丰富质朴再难寻
编者按 淳朴善良、与人为善、包容重义一直是乡土中国薪火相传的道德取向，“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一直是乡土中国绵延千年的风俗画卷。
没有道德，就没有乡土中国；留得住道德，才能留得住乡愁。打造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建设的主战场，道德建设在其中起着“凝魂聚气”的作用。然而现实生活中，中国乡村社会的道德危机已经显现：一些村民传统道德观念失落，一些农村地区各类道德失范现象抬头。
更让人忧心的是，在流动时代、市场经济、城镇化浪潮的大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道德建设的能力出现弱化，新的乡村道德共同体久未形成，歪风邪气乘隙而入，“恶之花”在黄土地上肆意蔓延。
田园将芜，乡愁何归？中国的乡村道德路在何方？
其实，正如中国乡村在拥抱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嬗变一样，乡村道德也在剧烈变化的大时代里面临转型。根植于深厚农耕文明土壤的乡村道德大树，将在现代文明、市场经济的洗礼中接纳新元素，嫁接新枝条，结出新果实。在新乡村文明的大背景下，新乡村道德正呼之欲出。
新乡村道德建设，关乎社会和谐、国家治理，更与美丽中国、中国梦的实现密切相连。值得欣慰的是，农村道德建设历来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从新农村建设到新型城镇化规划，道德建设始终被列为重要内容。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讲话，更为新乡村道德建设之路指明了方向。
专家指出，新乡村道德建设，要依托中华传统文化，挖掘传统道德资源，还要按照现代社会治理规律与市场经济时代要求，引入经济手段、政策手段、法律手段等，以公德理念、契约精神建设道德大厦。当然，这不仅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根乡土，与乡村道德建设相辅相成，也期待乡村道德内涵和元素的革新、嬗变，使自身具有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
希望仍旧在田野上。我们看到，各地对于新乡村道德建设的探索方兴未艾，亮点纷呈。“道德档案”、民主理事会、“乐和”实践、“乡村道德讲堂”……在积极实践、不断寻路的过程中，不少地方正在为乡土中国点亮一盏盏不灭的道德明灯。在广袤的乡村基层，在具体的乡土情境中，我们看到，每一个微小变革、每一个治理行动正在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悄悄地书写着新乡村道德充满希望的明天。
三大冲击下的乡村道德之变
口袋鼓了，脑袋空了——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发生巨大改变，农民物质生活大多“翻了身”。在靠不成文的村规民约、乡邻道德约束的“熟人圈子”里，农村社会正静静地发生另一场深刻变革：流动时代、经济大潮下的重利轻义、城镇化生活方式的冲击，使得原本无处不在的乡村道德约束逐渐松弛、异化，甚至有人感叹乡村“道德已死”。作为乡土中国的价值核心——乡村道德，将何去何从？
流动时代的道德“空心村”
随着青壮年人口大量外流，老人、儿童留守农村，当前一些村庄成为“空心村”，邻里之间孝亲敬老、扶弱济贫的传统美德面临极大挑战。例如，一些困难家庭的年轻人不堪忍受贫穷、疾病等重负，抛弃孩子、老人，“离家出走”或久在外而不归，不承担对子女、老人的抚养赡养义务。
在广西来宾市武宣县思灵乡河龙村，年近70岁的留守老人何桂莲独自带着孙子生活在村里，帮人砍甘蔗打零工挣钱。何桂莲告诉半月谈记者，她的4个女儿嫁人，大儿子在广东打工，大儿媳带着5个孩子在家；小儿子离婚后多年在外没回过家，她抚养小儿子10岁的孩子。提起小儿子，老人眼里流露出悲伤。她告诉记者，小儿子出去这几年毫无音信，也没寄钱回来，她连儿子的电话号码都没有。
在地处武陵山区的重庆石柱县大歇镇黄山村，半月谈记者看到，大量农村留守老人生活困苦，难以得到村里人基本的扶助。村民王应丰身体蜷缩着躺在自家床上已有6年，妻子马勤英自己多年来也承受病痛折磨，还得独自支撑家里农活。
马勤英说，子女外出打工，一年只能回来一次，完全照顾不了他们。现在村里人但凡有点钱，基本都搬到县城或镇上居住了，村里基本空了。大家都在忙着自己的生活，自家有困难，也很难找到一个亲戚或者邻居帮忙，凡事都完全靠老两口自己扛着。
流动时代也给婚姻、家庭关系带来急遽变化。江西抚州市中级法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每年到春节期间，农村离婚率就急遽攀升。
“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以前我们常说‘最好的牙齿舌头也有相咬时’、‘结发夫妻穷也好，双线缝衣衣也牢’，而现在农村年轻夫妻一有点什么事情，一不顺心，就闹离婚。”江西吉安市青原区新圩镇居委会主任杨慧芝叹息说。
杨慧芝是一名人民调解员，她在调解过程中发现，因外遇导致家庭矛盾，能占到调解案例的20%。她分析，以前夫妻都在农村，耳鬓厮磨。现在年轻夫妻至少有一个在外打工，长期分居，感情得不到慰藉。“此外，农村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带回家的媳妇都是外地的。没有了周围熟人说道劝和，小媳妇一不顺心就想出走回娘家。”
江西省资溪县乌石镇新月村党支部书记兰念瑛也对农村流动家庭婚变带来的一系列道德问题深感忧虑。她举了一则案例：村里有一对年轻夫妻，儿子十三四岁，由于婚外情双方离异。小孩子就开始叛逆，以前学习很好，现在也不乐意学习。人家抽烟他也学着抽烟，还在学校打架，打伤了人，学校不敢要，后来被开除。现在他辍学变成小混混。父母后悔，但是已来不及了。
“物质都有了，原来的朴实却找不到了”
河南郑州市郊区某村庄正在发生巨变。随着村子周围环绕的槐树林被成片砍掉，沟壑被填为平地，一座座工厂、一片片人工湖、一栋栋公寓楼建得离村子越来越近——城镇化与“造城运动”，迅速让这个村子面临“农民上楼”的选择。
在两三年间，村中家家户户都有了二三十万元的存款，有人忙着继续“种房”，有人还没学会开车就先买回小汽车，也有人为了钱款的使用分配、投资收益等与家人、朋友、乡邻们爆发着各种各样的矛盾。
在利益面前，以往几十年积累的情感似乎可以在一夜间蒸发溃散。村民高大爷告诉记者，他的儿子抛弃了吃苦耐劳的妻子，在外做生意时找“小三”生了儿子，但高大爷坚决不允许儿子与儿媳妇离婚，一方面是同情儿媳妇，另一方面也不愿因为离婚导致家庭人口减少，进而在补偿方面有损失；但出于对儿子的“偏袒”，高大爷也无意惩罚儿子与“外面的儿媳妇”，时不时也会去探望一下“外面的”孙子……
若在十几年前，高大爷断然不会让别人知道家里这“混乱的关系”。然而也就是这一两年间，村人似乎都知道了他家的事，高大爷也不再避讳，还会把小孙子带回村里玩耍。“既然已无力管控儿子，不如索性接受事实。”在年近70岁、看似传统的高大爷眼中，这个事情反而已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因为，公开之后并无村民对其施加道德谴责，主流舆论似乎“不以为耻”。
兰念瑛听到更多的是，农村如今没了和谐，涉及经济纠纷的越来越多，根本没有父母之心、兄弟之情。“我50多岁，以前从来没听说，现在子女居然和父母闹到公堂上去，有点不可想象。”
“对外乡人，感情更是淡薄了。”兰念瑛说，“新闻里播村民在交通事故中哄抢橘子苹果，看到不太能理解。人家已经落难了，你还去落井下石。至于‘造假村’、‘贩毒村’、‘种毒菜’更是不可理喻。”
无疑，市场经济是把双刃剑，在激发人们竞争、效率等观念意识的同时，也携带着物化及功利意识向道德发起挑战，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等道德问题由此产生。
“改革开放生活越来越好，但是国家、集体的意识淡薄了。”记者在农村采访时，听到不少农民这样直言，现在村里搞公益事业比较难，村民没有集体意识。老百姓以前做义务工，投工投劳，现在一盘散沙，都打自己的小算盘。他们更关注的是自家如何发家致富，而非乡村的公共利益，对于集体的一些问题即使知道了也不会轻易评价，避免“得罪人”或者闹出“不愉快”。
城镇化冲击下，乡村道德徘徊歧路
无疑，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传统的农村格局正在破裂、重构。当前，乡村道德面临传承和更新的大变局。记者在浙江不少农村地区调查发现，随着城市近郊农村土地被开发，征迁补偿给农民带来巨大的财富积累，不少农民从“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者变成有财产性收入的房东、股东。
很多农民一下子暴富，“食利者”现象滋生。在这里，传统的生活习惯和乡村邻里状态不再存在，很多人的精神生活十分空虚，一些人每天聚众打麻将甚至赌博。
另一方面，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使农民的生活、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变，但不少农民还保持着落后的观念，许多陈规陋习依然存在。在一些高楼林立、与城市小区别无二致的农村社区，许多不和谐现象仍在发生：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占卜、算命、看风水等封建迷信活动时有发生，聚众赌博、邪教和非法传教等有抬头迹象。
例如，在讲究奢侈、排场的殡葬风俗上，一些人的迷信思想、相互攀比之风迎合当下的炫富之风，并没有破除，反而愈演愈烈。半月谈记者在三峡重庆库区、渝东南地区采访发现，某县内竟有上千座活人墓、豪华墓等，当地有的农村非法活人墓不仅占地面积大，修建也很豪华、讲排场。在这些地方，农村传统的孝悌文化正在被物质异化。
对于农村的新生代来说，城镇化带来的道德观念冲击更为深刻。在同从乡村来到城市打工的青年男女聊天时，记者深深感到，他们并不甘心和父辈一样在家侍弄黄土地。进入城市，城市以陌生人为基础的人际交流方式，正在动摇他们一直以来以熟人为基础的价值观。
一些年轻的头脑在城市浸染几年，逐渐改变在乡村建立起来的本分、善良等传统品质，越来越远离乡村和传统道德的约束。与此同时，一些不道德行为往往具有示范效应，此时乡邻、家庭之间的“道德舆论”虽谴责他们，却已失去了实在的约束力，可谓“于事无补”。
杨慧芝说，春节期间，她曾劝导一些年轻人要善良。这些年轻人却说，他们在外面打工遇见的那些老板也没有什么善良可言。甚至对个别人而言，他们犯了错误、伤害了别人，只要没触犯法律都是“小事”，“因为没人看得见、管得着”。一转身他们就消失在人海，或许连自责都不会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