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元鹏：取消九项死刑，拿什么威慑犯罪？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8月29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取消了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等9个个罪名的死刑。（8月30日《信息时报》）

　　取消死刑，减少死刑，可以说是新时期法制时代的大势所趋，这是法制前行的一个不可回避的方向。中国取消了九项死刑的定罪，是与国际接轨的一个必然的过程。当法律文明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减少死刑的定罪。从这个角度来说，取消九项死刑的定罪，是法律与时俱进的具体体现。

　　在现实生活中，因为以上九类情况被判处极刑的人大有人在。尽管说，按照当时的法律，判处此类极刑在法律上是没有丝毫问题的，但是也因为量刑的问题引发了一场讨论。尤其是对于集资诈骗这个罪行，是饱受质疑的。很多人认为，集资行为，是很难定性的，不好说其集资的起初就是恶意的。既然，对于此类情况，有着很大的争议，有着难以统一的认识，国家从回应民众期待的角度，从理性的角度，取消此类犯罪的死刑也就有了民意的基础、理论的基础。

　　但是，取消九类犯罪行为的死刑，也需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当死刑取消的时候，我们究竟该用什么来威慑犯罪？有人说，取消死刑是理智的，就是为了减少死刑，就是为了在法律更合理的空间内惩罚犯罪。但是，也有人是担心的，取消了死刑，会否导致此类案件发案率的飙升？当然，如果在取消死刑后，监管部门不去作为，势必会造成此类案件的多发。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景象。笔者以为，在取消了死刑之后，考验的恰恰是办案手段和严厉作风。

　　首先，没了死刑，处罚更要严厉。死刑没有了，就会让一些人放纵起来。这个时候，考验的则是有关部门在死刑之外其他刑法的执行力度。不仅死刑可以威慑犯罪，只要在案件办理中，坚守法律的标准，一样可以起到威慑作用。这就需要监管部门依法办事，在没有了死刑的处罚标准之后，严格执法。

　　其次，没了死刑，其他刑法升级。死刑被取消了，自然会让一部分人的畏惧心理少了不少。这个时候不仅需要依据现有法律严厉处罚，还需要对一部分法律提档升级。原来判处3年的是不是需要提高为6年？原来可以判处6年的是不是可以改为8年？虽然以上犯罪不是罪大恶极，但是有的时候却是伤害深深的。

　　最后，没了死刑，需要减少缓刑。没有了死刑的处罚是法律的进步，但是也往往会让此类犯罪更加胆大妄为。这个时候就要严格执行缓刑的政策，需要做到的是能不减刑的尽量不减刑，能不缓刑的尽量不缓刑。如果需要缓刑和减刑，不仅需要过法律关，还要过群众关。

　　总体来说，减少死刑是好事情。但是如何在减少死刑的情况下，提高威慑犯罪的手段和能力也是该思考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