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举行首场记者会
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6日以“政协委员谈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为主题召开记者会，5位全国政协委员分别就经济走势、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等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他们是：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陈锡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常振明；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
厉以宁：
有可能今年增速突破6.5%
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经济增速设定在6.5%左右，这是近年来较低的一个预期目标，会上，在回答“中国经济是否已到探底拐点”的问题时，厉以宁委员明确表示，这个说法不太符合中国实际。
厉以宁说，中国经济处在转型阶段，这意味着要从原来把速度和数量放在主要位置的发展方式，转变为以效率和质量为中心的发展方式。“我们的结构性改革一直在进行之中，如果认为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转型阶段的拐点，那首先要问：难道我们的结构性调整已经结束了吗？”厉以宁用肯定的语气表示：“没有结束！”在厉以宁看来，经济在运行中既不是V字形，也不是U形，我们的国情表明，经济是在不断的转型、不断的改革中达到新的位置。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GDP增长6.5%左右”的目标，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经济增速还有可能提升吗?面对这个问题，厉以宁作出如是分析:“经济中最重要的是效率问题，而效率有两个基础，第一个是物质技术基础，比如有多少厂房、有多少设备、有多少原材料、质量如何、劳动力的质量如何等等，它是常规增长的保证；另一个基础是道德基础，比如人们有认同感，有风雨同舟感，有凝聚力，有共同的危机感等等，这是巨大的力量。”厉以宁认为，道德力量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成果。中共十九大即将于今年召开，全国上下都在为开好十九大献出自己的力量，这就表明，我们2017年增速可能会突破6.5%，可能在经济中有更多的成就。
陈锡文：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适应新需求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陈锡文委员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颇深。会上，陈锡文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2015年开始至今，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而推进这个改革需要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经营体系创新。
在陈锡文看来，因为当前对农产品的质量、品种、安全性要求更高了，供给要适应这种新需求，所以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农业的综合效益，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它不是单纯的品种数量方面的调整，而是要改变我们的发展方式。
怎么推进这个改革？陈锡文说，最重要的就是两方面的创新：一是推进农业科技的创新，即从良种的培育到栽培养殖技术、后续加工储运等环节的创新；二是推进农业经营体系方面的创新。由于人多地少，我们农业规模偏小，特别是在土地密集型产品比如粮棉油方面，这在短期内没有办法改变，但通过农业经营体系的创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陈锡文看来，这是今年“三农”问题的主题和主线。会上，陈锡文还给大家讲述了东北地区玉米改革的故事：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已强调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时改革重点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主要针对玉米生产供过于求。通过去年一年对四省区的玉米实行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的改革措施后，效果非常明显。市场定价之后，根据价格的指挥棒，四省区调减了2300万的玉米播种面积，供给和需求进一步靠近。而且，实现了价格合理回归，基本上降到和国际市场进口玉米到岸完税的价格大体相当。此外，由于政策明确价格和补贴分开，虽然价格下降了，但农民利益得到一定的补偿。因此，东北地区玉米的改革取得了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的效果。
“我们的毛病不仅仅在于玉米，很多农产品生产都存在一些不适应需求的问题。”陈锡文说，从这个角度看，提出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调优农产品，使得生产更加体现绿色发展的理念，还要让居民能够获得更喜欢、更适合的农产品。
钱颖一：
未来人才红利潜力了得
去杠杆不会短期内剧烈调整
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人口红利，会上，钱颖一表示：未来，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转变为人才红利。他说：“这是一种机会。”
钱颖一认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中，供给侧的主要推动力就在于能不断持续地释放人才红利。“在我国‘十三五’规划中专门有一章讲人才发展战略，确立了人才发展的整体框架，这是有深刻背景的。”钱颖一解释说，这个背景就是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劳动力占人口的比例正在下降，而工资增长速度在过去几年里超过了GDP增长速度。不过，钱颖一认为，我国人才红利的潜力“非常不得了”。2015年，我国高校在校人数、本科专科录取人数、高校所有在学学生人数都是全球最高，有意思的是，这些快速增长是在过去十几年发生的，可以预计，在未来十几年还会有非常快速的增长。会上，钱颖一还提出一个观点：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力中，人才红利既需要在拔尖创新人才方面发力，也需要培养大量、各种层次的有技能的人，为了实现人才红利，提高教育水平至关重要。
经济稳增长与去杠杆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平衡？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钱颖一说，稳定是第一重要的，政府在去杠杆方面会稳步推进，不会在短期内剧烈地调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还有积极的就业政策，这些政策对稳增长是非常重要的。
会上，钱颖一还特别澄清了一个误区：中国的杠杆率高，其性质与一些发达国家并不一样，“我们的杠杆率高主要集中在企业，这与针对消费者的去杠杆有很大不同。企业去杠杆的同时不会大幅减低需求，因此不能用国外的经验教训直接类比中国。”
杨凯生：
企业杠杆率偏高有历史原因
金融风险可控但不能掉以轻心
去杠杆是此次记者会上媒体们关注的焦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的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要用改革的办法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杨凯生认为，当前的难点在于如何有效地、顺利地、尽可能平稳地把去杠杆工作做好。
杨凯生说，我国企业杠杆率确实偏高，不仅直接拉升企业成本，而且和去产能没有办法衔接，企业的健康运营难以为继。为什么说积极稳妥地去杠杆是难点？杨凯生分析说，我国的企业杠杆率偏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当时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所需资金都是国家财政拨款的，这个做法的弊端就是使企业不太讲究资金的使用效益。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下决心要改，但国有企业又缺乏资本的补充机制。杨凯生认为，当前要建立国有企业的资本补充机制，国有企业的监管者要有资本意识，注意让企业的资本充足率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这要和企业的改革结合起来，包括国有企业的布局优化、混合所有制的推进等，用改革的办法积极稳妥地实施去杠杆。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防范金融风险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对各方面累积的金融风险高度警惕，要筑牢各类风险的防火墙，中国的金融风险到底大不大？对这个问题，杨凯生表示，中国的金融风险目前是可控的。要防范风险，是因为随着中国金融改革的深化，许多金融产品和交易行为已变成跨行业、跨机构，甚至是跨监管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经验不足，法规也不尽完备，各个监管机构综合协调不是完全有效，确实需要对各类风险引起警惕。不过，风险是完全可控的，杨凯生充满信心地告诉大家，去年各家商业银行利润总额超过2万亿，现在的不良贷款率是1.74%，不良贷款额只有1.5万多亿。另外，对于其他风险，比如流动的风险、房地产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外部冲击和汇率带来的风险，理财产品有可能存在跨市场、跨交易的风险等，有关部门都在加强管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但要充满信心。”
常振明：
企业供给侧改革更多的是机遇
2016年，我国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取得了巨大成效，不过，今年的任务依然艰巨，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有体现。常振明认为，当前一个突出问题是国有企业债务负担较重，今后去杠杆将以债转股为主要方向。“作为企业的经营者，我认为对企业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创新，用科技的手段来补这个短板。”常振明说，这更多的是机遇。
常振明认为，虽然2016年钢铁行业和煤炭行业都超额完成了去产能的任务，但是多是一些停产、半停产的无效产能，而今后的工作重心将转向正在生产中的一些企业，难度会加大，这些企业退出产能之后，他们的遗留债务、职工安置问题等工作十分艰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这方面将进入攻坚阶段。不过，在常振明看来，供给侧改革除了削减旧的产能之外，还要增加新的供给，而衡量新旧供给的一个标准就是科技含量，“别人没有的我有，大家都有的，我的性价比、竞争力更强，要做到这个，只有靠创新，提高产品的质量。”常振明说，企业只有通过创新，才能实现转型升级发展，这就是机遇。
当前，成本问题是困扰一些制造型企业转型升级的难题，去年全国政协就实体经济降成本问题进行了监督性调研。谈及这次调研，常振明表示，调研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税费方面的成本以及其它成本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调研，也提出了很多具体建议。在他看来，除了生产经营性税费外，降低企业交易成本至关重要，它往往不直接取决于价格参数，但取决于我们的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
谈到如何防范金融风险，常振明认为，政府加强监管和金融机构自身的自律同样重要。他说，近年来，无论是从外部监管还是金融机构的内部都强调防控金融风险，特别是强调金融企业对社会的责任，从实践上来说，外部监管和内部公司治理、自律是相辅相成的。(记者谢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