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凯：清理干部已有住房是实施官邸制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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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玉凯，“中国特色官邸制研究”课题组负责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

对话背景

2013年年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探索实行官邸制。此后，中央纪委发文对“官邸制”和规范领导干部住房等事项作进一步解释。文章指出，要适时开展对领导干部住房、办公用房、公务用车的专项清理工作，对违规多占超配的，一律清退。

作为解决干部住房问题的全新尝试，“官邸制”的实施意义何在？将着力解决哪些问题？其实施中可能面临哪些阻力？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话题专访了汪玉凯。

一些干部“住房腐败”损害党政机关形象

中国青年报： “中国特色官邸制研究”的背景是什么？

汪玉凯： 2009年年初，我开始着手研究官邸制问题。当时，公众对少数党政领导干部以权谋房反响强烈。在这种情况下，我执笔撰写了《“官邸制”：遏制“以权谋房”的根本途径》的政策建议稿。2013年7月，这份建议稿上报中央。

十八大后，中央作出转变作风八项规定。2013年6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也再次提出：要统筹制定领导干部办公用房、住房、福利等工作生活待遇标准。我认为，在统筹制定领导干部生活待遇方面，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建立中国特色的官邸制。

“探索实行官邸制”被写入《决定》后，受到了广泛关注。

中国青年报： 我国领导干部住房制度大致经历了哪些演变步骤？

汪玉凯：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福利分配制度：国家按照公职人员的级别高低配置住房，即使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例外。改革开放后，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除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外，包括省部级领导干部在内的所有公务员都参加了住房制度改革，住房社会化、货币化的大格局基本形成。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这项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但也暴露出一些新问题，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违规建房、“以权谋房”成为腐败的新形式。

中国青年报： 干部“住房腐败”具体有哪些表现形式？

汪玉凯： 多占、低价套购或超标准侵占国家公共资源的问题很突出。比如，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有房产46套，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有房产25套，广东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有房产67套等。不少地方出现了官员建造别墅现象，甚至在较为贫困的地区。

领导干部利用权力侵占住房大致分为以下几类：超标建房；乱拉资金负债建房；压价购房，索要住房；集体决策，化公为私；倒卖出租优惠住房等。

还有一类“住房腐败”出现在异地任职的官员群体中。近年来，我国加大了领导干部交流和异地任职力度，中央与地方上下互动明显加强。目前，县以上的党政主要领导人以及纪检、组织、公安等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一般都不能在本地任职，再加上进京领导干部人数的增加等，都为少数领导干部“以权谋房”、侵占国家财产提供了机会。

一个领导干部到某地任职，地方大都会为其准备“住所”，干部调离后多数不退。一些省部级干部多处调动、多处占房。退休以后，“住所”也变相成为个人私有财产，不仅可永久使用，还可留给后代。

我们调研中发现：某省一个有29套省级干部住房的大院，现职省级干部住8套，占28%；调离干部家属住两套，占7%；离退休干部家属住17套，占59%；空2套（太大或太旧），占7%。这种现象在很多地方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干部的一些不合理特权必然会引起公众的不满，损害政府形象，也给国家财政造成沉重负担。因此，改革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问题，建立包括官邸制在内的领导干部待遇制度体系，显得十分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