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局长谈“三怕”：总感觉自己像是独行大侠
山东省博兴县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安英华
反贪局长的“三怕”
一边是明显单薄的证据，一边是纷纷上阵的说情，安英华感受到了“鸭梨山大”。
“都说自古法不容情，既然触犯了法律底线，就算亲人也要认罪，但发生在自己身上，恐怕谁都难以承受。”
“好友反目，家人不解，总感觉自己像是独行大侠！”安英华苦笑着摇摇头，“但既然选择了反贪战线，只要组织需要，我就义无反顾地坚决干下去！”
“现在，不光家里亲人懂得了我工作的价值，就连孩子也十分体谅我，还自豪地告诉同学，她的爸爸是一名光荣的检察官！”
先后参与、组织查办贪污贿赂等各类职务犯罪案件150余件，查处县处级干部4人，科级干部22人，办案准确率100%……这是山东省博兴县检察院反贪局长安英华从事反贪工作25年交出的一份答卷。
眼前这个人，一身正气，令人肃然起敬。就是他，先后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800余万元，多次获得“优秀共产党员”“人民满意政法干警”等荣誉。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无所畏惧的反贪斗士，他也有怕的时候，而且还是“三怕”。
一怕 案子办不妥
询问、讯问、查询、扣押、查封……每天，安英华都奔波忙碌在反贪第一线；每天，安英华都在重复着同样的工作。一年365天，天天这样；25年的检察官生涯，年年如此。寒暑易节，冬去春来，尽管时光匆匆，岁月苍老了容颜，职务得到了提升，但他“把每桩案子都要办扎实”的口头禅却一直没有变。
“反贪工作相对于其他检察业务来说，有着很鲜明的特殊性。因为贪污受贿者大多是领导干部，文化程度较高，心理素质比较过硬，要想让他们认罪服法，可不是件容易事！”
迎着记者的目光，安英华打开了“话匣子”：在办案时，依法收集证据很困难，需要克服的困难和阻力难以想象；在查账时，需要沟通协调银行和当事人单位，也容易受到不明真相群众的误解；每次讯问，都是一次斗智斗勇的艰苦较量，不仅需要具备较高的法律素养，还要熟知当事人千变万化的心理动态……可以说，每个环节都要付出艰辛地探索和考证，每个环节都需要细心、耐心和铁心。
2013年春天，轰动全县的“某局副局长贪污受贿案”摆上了安英华的办公桌。正当安英华和干警们为此彻夜难眠之时，不少老领导、老同学纷纷找上门来，话里话外都是“别太较真”的劝诫。那段时间，安英华的手机几乎被打爆了，还有的通过别人传话过来，要他“差不多就行，别给县里丢脸……”
一边是明显单薄的证据，一边是纷纷上阵的说情，安英华感受到了“鸭梨山大”——这起案子可谓是典型的“烫手山芋”，犯罪嫌疑人拒不开口、不配合调查，使审讯工作陷入了僵局；取证困难，线索极少。而如果依据掌握的证据处理，也能“说得过去”，既不违反规定原则、又不得罪人。但是，按照这一思路，大案岂不就变成了小案？责任心、使命感上哪儿去了？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又从何谈起？如果案件到此终结，社会各界对检察院的热切期待，将变成灰心丧气的失望！
安英华主动请缨，立下了“军令状”：坚决办好这起案件，对得起肩负的职责使命，更要给父老乡亲一个明确而彻底的交代！
信念一旦付诸行动，就会变得神圣无比。下定决心的安英华，直接在办公室里支起了一张“行军床”，备足了“康师傅”，把生病的母亲托付给了妻子和亲戚，一头扎进了案子里。整个夏天，他呼吸着蚊香的异味，忍受着蚊虫的叮咬，耐心梳理着犯罪嫌疑人所经手的一页页凭证，从字里行间寻觅着每一点犯罪的“蛛丝马迹”。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日的“扒凭证”，安英华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犯罪嫌疑人的父母、妻子和儿子的账号上，每年总会多出一笔15万元的现金转存，接连四年均是如此。
“这说不定就是线索！”怀揣着一丝希望的安英华，马不停蹄地和战友们跑银行、调监控、看资料。在艰苦的介入调查中，该副局长涉嫌“收受企业干股60万元、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事实逐渐浮出水面！
当一摞证据摆在犯罪嫌疑人面前时，安英华眉宇一字放开……最后，该副局长被判刑十一年，“‘反贪局’替咱解了气”也成为当地百姓茶余饭后为之骄傲自豪的谈资。
细心方能用心，细节成就精品。在档案室里，一本本厚厚的卷宗，凝结着安英华的心血和付出；十多块“集体三等功”“全省政法系统先进基层单位”等烫金牌匾，见证着其从事反贪工作的宝贵价值。
然而，安英华鲜谈荣誉，却找出一本有些泛黄的案卷，讲起了他初踏反贪战线时所犯的一个小过失——在记录犯罪嫌疑人的年龄时，他一时笔误，将“59岁”错写成了“591岁”，尽管对案件并无大碍，尽管已时隔多年，但安英华却一直耿耿于怀、铭刻于心。从那时起，他就努力追求办案细节，生怕给办案带来瑕疵。
“就怕案子办不妥，辜负组织的信任。”这是安英华对反贪战线所有战友的要求，更是他身体力行的不二准则。主持反贪工作两年多来，安英华带领全局干警先后查处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0件34人，全部有罪判决，判处实刑14人，其中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3人，均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
二怕 百姓不满意
“说起贪官，百姓都恨得牙根痒痒。提到反贪，群众都寄予厚望。”这是安英华对于职责的形象解读，更是他坚持多年的铁律。为此，安英华付出了太多，也承受了太多。
有一次，安英华接到群众举报，某乡政府的会计涉嫌贪污，民愤极大。带着慎重和愤慨，安英华来到该单位调查实情，没想到，负责接待的乡镇领导竟然是他的发小——和安英华从小玩到大的一个伙伴。面对发小“高抬贵手”的恳请，安英华很是为难；但想到群众举报信上那20多个鲜红的手印，他释然了。在随后的调查中，安英华居然发现，自己的发小也有贪污的嫌疑！
“都说自古法不容情，既然触犯了法律底线，就算亲人也要认罪，但发生在自己身上，恐怕谁都难以承受。”尽管最终亲手把发小送上了审判席，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但说起这段经历，安英华还是显得有些压抑。他重重吐出一口烟，澄澈的目光里透着几分无奈，更迸射出内心的坚毅：“只要对得起老百姓，咱就问心无愧！”
“干反贪，就要对得起老百姓，不然咱就白穿了这身检察制服！”采访中，安英华讲起了一次“自找麻烦”的经历。2008年秋天，一名村民找到反贪局，实名举报村支书贪污国家征地补偿款，并带来了7页手写的证明材料。看着信纸上村民们歪歪扭扭的签名，看着村民那双直欲喷火的眼神，一向性情温和的安英华震怒了，二话不说就拉着村民回村调查。然而，结果出人意料，该村土地并不是国家征用，而是属于“以租代征”的行为，并且手续不齐全，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批；该村支书侵吞村民的土地补偿款，属于涉嫌侵占罪，并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范围。
“贪污的事，反贪局不查谁查？检察官得帮着想个法子啊！”当安英华对此耐心解释的时候，村民们俨然把安英华当成了“主心骨”，苦苦恳求他帮着“支支招”。尽管手头上还有几个案子，但安英华还是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并随即展开连续行动——将此案转给侦监科，并通过他们督促公安机关受理承办，为平息民怨找到了合理渠道。最终，在他的多次催问下，该村支书被绳之以法，安英华受到了群众的百般信赖。
惩治贪污腐败，打击职务犯罪，这是国家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更是维护公平正义、保护群众利益、力争群众满意的目标。为此，安英华几乎牺牲了所有节假日，一心扑在办案上。女儿今年24岁了，已经就读大四的她，一次也没有享受过父亲陪伴游玩的快乐，这是她经常和父亲抱怨的遗憾，更是让安英华愧疚的回忆。
“我喜欢竹子，挺拔苍翠，风骨凛然，这和我所从事的反贪工作极为神似，所以给女儿取了‘竹青’的名字。”采访中，安英华带着几分内疚，说起办案过程中的点滴。手机一天24小时开着，睡觉时放在床头，生怕因为疏忽耽误工作；他的书柜里，摆放的全部是和法律有关的业务书籍，案头上堆着一摞摞的案卷，因为“经常是在办理案件过程中，突然发现了新的线索和情况，并相互交织在一起”；他没有任何的爱好，因为“工作太忙，没时间去玩”，唯一的嗜好就是吸烟，他说“吸烟能够让心静下来，更好地投入到办案当中……”
三怕 亲友来说情
在安英华的《办案札记》上，有一段这样的心得：“反贪工作牵扯千头万绪，案情相对复杂。要想办好每一起案子，仅有‘火眼金睛’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对原则的坚守、对正义的坚持、对反贪事业的忠诚。这是我，一名老检察官所必须遵从的底线！”
2010年冬天，安英华在侦查案件中意外发现，县城某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存在受贿现象。按理说，案情简单，证据确凿，好办得很，但安英华却着实犯了难——犯罪嫌疑人是自己的朋友，其妻子和自己的家属又是同学。对方屡屡登门苦求，就连一向体谅、体贴他的妻子，也唯一地破例恳求他“帮帮忙”。
“工作的事，你不能掺和！”正为此案纠结的安英华，当即把妻子狠狠地训了一顿。没想到，一向通情达理的妻子，这回竟和他犟起嘴来：“你自己好好想想，干反贪就干反贪，反来反去最后都反到自己人、身边人头上了，难道非得落个众叛亲离，没有人情往来才甘心？”
听着妻子的数落，安英华久久没有搭话，而是点起一根烟，把脸深深地埋进了浓浓的烟雾中……
一边是法律，一边是人情。面对这种难以取舍的抉择，安英华最后撂下一句狠话：“心里没鬼，还怕查吗？只要犯了法，不管谁都要查！”于是，他顶着和妻子“冷战”的尴尬，瞧着个别朋友有些“鄙视”的目光，坚持咬牙办案，并亲手把犯罪嫌疑人送上了审判席！
“好友反目，家人不解，总感觉自己像是独行大侠！”安英华苦笑着摇摇头，“但既然选择了反贪战线，只要组织需要，我就义无反顾地坚决干下去！”
在承办另一起案件时，安英华遇到了重重阻力：犯罪嫌疑人不但百般抵赖、反复狡辩，还四处“投路子”，想侥幸蒙混过关。一来二去，当事人竟和他的大哥攀上了关系。为此，安英华遭遇了平生最难忘的一次家宴。
“大哥是我平生最敬重的人，我们的情分很深厚，但是……法不容情！”随着安英华的凝重表情，一段往事也逐渐清晰起来——从来没有求过他的大哥，借着全家团聚的机会，说起了“得饶人处且饶人”的话题。原来，犯罪嫌疑人是大嫂家里的一门远方亲戚。“为了你嫂子，这回就通融一下吧？”大哥说。“可是，这么干不就是枉法吗？所以，我只能苦笑着摇头。那次家宴也不欢而散！”安英华感到有些难为情。
“反贪工作就是得罪人的活儿，总要有人来干！”每当说起自己的办案经历，安英华总会淡然一笑。其实，在安英华25年的反贪生涯中，接到的说情电话已经无从计算。外人还好说，至少心理上不用内疚；可是，每逢亲戚说情，安英华总有说不出的苦楚和后怕——苦楚的是，那种血浓于水的情谊，让他无法回避，但又不得不说“不”；后怕的是，伤了亲戚的脸面，容易背上“当官忘本”的不义名声。为此，他硬着心肠给自己的亲戚“约法三章”：不过问单位的情况，不打听案子的轻重，不涉及工作的进度。
“只要亲戚们体谅我这片苦心，我干反贪也就值了！”安英华欣慰一笑。“经过这么多年的磨合，我接到的亲戚的说情电话已经基本上绝迹了。现在，不光家里亲人懂得了我工作的价值，就连孩子也十分体谅我，还自豪地告诉同学，她的爸爸是一名光荣的检察官！”(郭树合 泥燕玲 张海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