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不迷信正史 强烈关注个人
导读：日前，被认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78岁的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的两部新作《曹寅与康熙》和《胡若望的疑问》在京首发。
“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有怎样不同的思维能对我们有所启迪？史景迁说，自己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用批判独立思考的方法去看历史，“历史有各种各样的讲法，在中国经常宏观地大叙事；在国外，整个学习的是对某个历史当中个体的关注，不管是皇帝还是老百姓，生活史很重要的。”
老师告诉他，很多正史是有问题的
史景迁说，自己从6岁开始就对中国感兴趣，当时看到一本童书，讲的是艺术史，里面有一些中国书画的笔墨，他非常着迷。他的父母非常喜欢艺术，经常带他去画廊。那个年代还在二战期间，中国是二战的英雄，同时又看到那些画册，于是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史景迁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遇到两位老师，一位是芮玛丽(Mary C. Wright)，研究同治中兴，牵涉到曾国藩这些人。另一位芮沃寿(Authur F. Wright)，也是中国文明的研究权威，著有《中国佛学史》 等研究专著。芮沃寿教授的一句话给他很重要的提示：要观察中国历史当中的一些老生常谈，从中发现一些问题。老师告诉他，很多正史告诉你的是有问题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学会了要怎么去观察，“所谓的老生常谈，不能说那是错的，但你可以看到别的很多东西。”
后来，在房兆楹先生的指导下，史景迁开始进入近代史的研究，博士论文做的也是康熙。因为有房老师的帮忙，他看到了台北故宫中很多封存的档案，有了研究康熙的第一手史料，这让他感到非常幸运。不久，史景迁又拓展了自己的视野，在《改变中国》一书中，他从利玛窦开始写到俄国专家来，最让他感到有意思的地方，这些人可能都带着好意来改变中国，可是有些很离谱，拿自己想象的优越来改变中国。史景迁将这些专家连续起来叙事就有了很多的故事，这些故事可以让我们了解历史上不同的文化的接触，这个也就形成后来他一方面写中国本地的历史，比如康熙、张岱等等，另外一条线就是书写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故事，比如这次出版的《胡若望的疑问》。
从细节和个人追寻历史真相
回顾自己的写作历程，史景迁说，50年前在耶鲁大学研究所，开始师从芮玛丽读了点中国史，很快就对满人在17世纪中叶入主中原感到着迷，“博士论文选择研究曹家(曹雪芹家族)与康熙皇帝，是因为我特别发现，曹寅跟康熙的关系很亲，而康熙身为皇帝对政事与日常生活写下的文字记录竟是出人意料地直白写实，所以曹寅成为我第一本书的主角。”
后来，他用更多的著作研究康熙与其子雍正，以两位皇帝的奏折为史料，试图厘清他们眼中的统治为何物，“整体而言，这两人无疑皆为意志刚强的明君，虽然有时担忧汉人百姓威胁其帝位不免偏执，但对我来说，1661年至1735年两人在位时期，是中国漫长历史中难得一见的盛世。”他也因此慢慢对清之前的明朝感兴趣，试着研究明亡的原因，也愈来愈想了解明朝士绅阶层失落的是什么，“因为如不是十分珍贵，他们也不会宁可自杀(甚至是全家人寻死)，也不愿受清朝统治；同时，原来的社会一定非常富足，让他们的生活太值得去玩味。或许这也间接证明了晚明是中国史上文化最繁华的时期。”
用批判、独立思考的方法去看历史
作为史景迁的太太，同为历史学家的金安平自有不同的角度观察史景迁的写作。平时，史景迁的创作研究和写作的过程完全不同：“他写作的时候，研究的过程，找资料的过程，他在自己书房里看，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下来，他眼睛睁得很大，非常兴奋、激动，找到以前从来没想到的想法。可是写作的时候，他一定要安静，不要任何干扰，电话一响，都非常不高兴，他可以一直写到晚上九点半，没有时间概念，不吃晚饭，旁若无人。”
围绕“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史景迁的学生、目前在香港教书的历史学家郑培凯说：“我是在1970年到美国去的，印象很深的是，在台湾我是学西洋文学和比较历史的，我有一个感觉，学任何东西的时候，老师讲的都是对的，老师好像什么都知道。到了美国读书，最先请教史景迁，他说他很多东西不知道，你自己去看，我们讨论，我帮你理清楚你的想法。”郑培凯说，这是自己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用批判、独立思考的方法去看历史，“历史有各种各样的讲法，在中国经常宏观的大叙事，在国外，整个学习的是对某个历史当中个体的关注，不管是皇帝还是老百姓，生活史很重要的。”
金安平则认为，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或者说教中国历史，非常难，如何引起学生的兴趣，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阅读，你在阅读当中寻找什么呢？一定是有找寻意料不到的东西，有矛盾的地方才有新鲜的东西；另外，一定要把历史和文学、政治结合起来。
作为本书的翻译，鄢秀说，史景迁的文笔非常优美，文史资料博杂，很难翻译，有些笔触韵味悠长，因此很容易理解错误，这也是为什么以前很多版本有很多错误的原因。这次由广西师范大学理想国出版的版本在准确度上大大提高。文/记者 罗皓菱
(中新网江西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