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一代表12年来从未对两高报告投反对票(图)
3月12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一位早早进入会场的全国政协委员仔细翻阅当天的会议文件。本报记者郑萍萍摄
本报记者 郑萍萍摄
3月1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本报记者陈剑摄
3月10日，全国政协委员尹卓接受媒体采访，一位记者用手机拍摄。
当天安门广场不见游人、广场南侧的毛主席纪念堂闭门谢客“例行维护”时，中国进入一年一度的两会时间。
与外界对于人民大会堂里动辄“掌声雷动”的印象有所不同，两会的多数时候其实是听不到掌声的。
掌声通常只在开幕、闭幕等全体大会时出现。
同样，近3000位全国人大代表和200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的两会时间，基本不在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里，而是在各自的驻地，在只有十几人或者几十人的小组里度过。在这些小组会上，他们分别完成对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等工作报告的审议或讨论。
会议简报呈现出的，多是只言片语的“干货”。从中不难找到“非常赞同”和“完全拥护”的表态，虽然会前就要求代表委员不做“一般性表态”，但实际很难杜绝。
绝大多数政协委员的每次发言，会被浓缩成一二百字，几乎不会超过6行。人大代表发言有的稍长，但也高度凝练。而在这6行字之外，是热气腾腾的会场。
一
仅就中国青年报记者目力所及，“抢话筒”是常有之事，以至于很多人第一次发言会先说一句：“终于轮到我了！”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形容，如今流传着许多调侃代表委员的顺口溜，比如“人大举举手，政协拍拍手”。就他所见，远非这么简单。开会时热到一定程度会“火花四射”甚至“火星直冒”，“极端情况下的‘擦枪走火’，我也曾亲眼目睹”。
今年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富申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樊芸，在全团大会上提出了一个有关农村社会组织的问题。当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的面，她事先声明：“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不过我们上海团是思想最解放的、言论最自由的。”
去年，具有专业背景的樊芸从预算报告的字里行间捕捉到，2012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的执行数比预算数多了3600亿元，这笔钱比有些省份的全年财政收入都多，却找不到它的去向，游离于人大监管之外。全社会关注的“三公经费”，也零星散落在报告各处“捉迷藏”。
这位代表不客气地说：“这有点挑战人大代表的智商。”
听会的财政部工作人员立即打电话给部里，试图解答她的疑问。次日财政部又派来一位司长与她交流。
后来，樊芸对记者说：“我不希望财政部再来跟我作解释—拿出数据来就行了，拿出用途去向来就行了。”
两会上，有些代表委员虑及所谈问题之“尺度”，会提示在场的记者或记录员：“这个你们就不要写了。”
有一次，在谈起一个复杂的民族问题之前，一位政协委员环顾四周，小心翼翼问了一句：“记者们都走了吧？”
也会有人强烈要求将自己的某句发言“写进简报”。去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委员表示自己面对一份报告“真是振奋不起来”。他用了很长时间严肃地批评某些改革成绩较差，当场提出，希望这个意见“能够写到简报里去”。
这番发言引来了掌声。顾也力说：“说得不对，大家批评—我觉得这个平台就要讲。我觉得这是代表全国人民的。”
今年政协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指出，在政协的各种会议和活动中，要始终坚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方针，“提倡热烈而不对立的讨论，开展真诚而不敷衍的交流，鼓励尖锐而不极端的批评”，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民主氛围。
“尖锐而不极端的批评”，随后成为很多人发言时喜欢引用的依据。
二
中央及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到场听会，是两会的一个惯例。每当此时，政协就举行较大规模的界别联组会议，人大代表团则举行全团大会。
今年，大会秘书处安排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国家邮政局副局长等领导列席政协民进界别的会议。据朱永新透露，得知名单之后，委员们感觉“不过瘾”，以“安排部委负责同志列席小组会要充分考虑民进的界别特点”为由，向大会秘书处提出紧急建议。通过国务院办公厅协调，教育部、文化部又派来了几位司长。
许多官员同时兼任代表或委员，一些独特的现象也由此产生。有一次，中国气象局的前任和现任局长都是科技界别的政协委员，而前来列席的中国气象局领导是一位副局长。委员们开玩笑说，难道现任局长、老局长给副局长提意见，然后副局长再带着这些意见回去，请示局长怎么解决？
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很多人还记得，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的一次专题询问中，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严以新问到科技部打算怎样切断科研经费与科研人员灰色收入的关联时，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首先回答他：“感谢你提出的问题，也给我一个机会报告一下。”
在那一刻，他们之间无上下级之分，只有人大与政府的职责之别。
在一些代表委员看来，更值得党政官员来听的是小组会。清华大学教授孟安明委员就觉得，小组会上的发言更“深入”。联组会的时候，“记者比较多”，而且“对领导要尊重”，大家讲话会“温柔”一些。
孟安明希望政府有关部门派人到各个小组旁听，否则大家在小组里就是“各说各话，自说自听”。去年，他在小组会上追问，财政部每年都派人来，并且解答大家的疑问，“我们的教育部到什么地方去了？”
今年，在政协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教育部门专门派6位司长来听了教育3个小组的讨论。
在小组会上，那些官至省部级的代表委员—无论曾任或现任，有时会放得很开，痛斥所在领域的弊病。比如，针对国家卫生计生委要求医疗机构和住院患者要签署《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 》的新规，全国政协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今年向医药卫生界别的同行明确表示，作为医生，自己绝不会签这个协议，因为此举非常可笑，无法根治红包问题，同时对医生的尊严造成了伤害。
“您这么说不怕得罪卫计委的领导吗？”中国青年报记者问他。
他答：“我倒是不怕，我讲的是心里话，你们知道我是在讲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