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1个建议让1.6亿人得到好处 毛泽东很重视
资料图：彭德怀在朝鲜战场。
1946年，我调到延安军委作战局工作，与彭老总有过一面之交。但直到1954年6月，我调到彭老总办公室工作，任分管军事的秘书，才开始真正接触、了解彭老总。虽然我在彭老总办公室工作的时间不长，1957年下半年即离开，到军事学院学习，但三年多的朝夕相处，使我了解了彭老总作为军事家以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如果彭老总有机会受教育，可以成个经济学博士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毛泽东年谱》时，组织了一个审读会，邀请我参加，因为我对解放战争这一段比较熟。去了以后，我看到《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83、284页编进了一个材料。1948年2月，彭老总率领西北野战军从陕北南下关中，在延川住了两天。他派秘书调查街上的小商小贩。根据调查结果，2月14日，他给中央发了个电报，说现在延川很萧条，纳税商户只有13家，且没有一家雇人的，都是小本经营，卖枣子、馒头、针线、火柴、土布、棉布之类的。一年实际上总共只收到9石细粮的税。彭老总建议，停征营业税一年至两年，以便恢复战前市场,活跃经济。
毛泽东看到这个建议后，非常重视，明确指出：“各地对于工商业的税收政策的内容及其结果如何，完全没有或很少向中央作报告。”“据所知的远不完全的材料看来，极端危险的带有破坏性的既不符合于正确的经济观点，也不符合于正确的财政观点的冒险主义的税收政策是存在着的。这种冒险主义的政策必须加以纠正。望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认真检查一次对工商业的税收政策，以其结果报告中央。”当时解放区人口1.6亿，县以上城市482座，其中包括东北的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和河北的石家庄。可以说，毛泽东接受彭老总的建议，活跃了城乡经济，使1.6亿人得到了好处。
从工作分工上来说，彭老总负责指挥打仗，地方工作是西北局的事。也就是说，他完全不管这件事，也不能说他失职。但是，彭老总始终非常关心经济。他常常说，军事仅是手段，最终目的还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跟着他出差，无论到哪，他都关心经济，注意调查研究，特别是农民和工人的收入。
由此，我又想起了1959年彭老总在庐山会议上写给毛泽东的信。这件事的过程和后果，现在是众所周知的。我想，如果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接受了彭老总的意见，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这两件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彭老总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是负责军事的。他的夫人浦安修说，你是管军事的，为什么多管经济呢？彭老总说：我是政治局委员，我看到了不能不说。
彭老总不仅关心经济，也非常懂经济。《彭德怀传》中专门有一章叫“大将理财”。我举几个事例，具体说明一下：
1937年12月, 彭老总从抗日前线返回延安开会，途经临汾南下，见汾河两岸农民争售粮棉，棉花每斤八九分钱，1元钱足可购得12斤新棉；粮价比棉价还要贱。随行的人说，山西真不错呀，东西又多又便宜。彭老总说，山西固然比陕北富庶，但粮棉如此之贱，却是反常现象。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意在速战速决，政府军对支持华北并无信心，群众对战争又没有经验，注意力都不在物资上，倒是我们应抓住这个机会。从风陵渡换车到西安，彭老总马上给朱德、任弼时、毛泽东报告这一情况，准备从八路军经费中挤出10余万元收购粮棉。其后，他又嘱咐部队在用兵之际，注意收集粮食储藏于山地，以备持久。
1938年春，日军在占领较久的冀中地区征购战略物资，散驻之敌开始四处掠粮。朱德和彭老总于指挥东路军作战、戎马倥偬之际，注意到敌人这一动向，立即下达命令，要八路军各师“用一切方法与努力，将铁路两旁之粮食搬入山地”，“尽力购买医药、通讯器材、布匹、棉花，妥为储藏”。他们特别提醒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区“在由娘子关到门头沟的六七百里大山中，分段储存各种军需品”。他们指示一二九师刘伯承，务将储存战略物资的山内公路销毁。1938年，华北全区风调雨顺，农业丰收，虽然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由于八路军先敌一步，使大批社会物资没有落入或毁于敌手，而支持了华北敌后军民的抗战。这一点，无论是蒋介石的中央军，还是阎锡山的晋绥军或其他进入华北的抗日军队，是既没想到也做不到的。
解放兰州以后，1949年8月26日，彭老总破例宴请第一野战军团以上干部。因为当时的干部都比较年轻，很快就把饭菜吃光了，彭老总又让饭店给每桌上了一些点心。吃完后，管理科长带着银元去结账，按照事先说好的价格，数了一下就交给了饭店会计。饭店会计说赔本了。管理科长回来专门向彭老总作了汇报。彭老总说，企业经营要有利润嘛，有利润才能发展，才能交税。后来管理科长又找到饭店经理和会计，问清经营成本和利润，又给了他们一些银元。饭店经理非常激动，连声感谢，还说解放军真正是公买公卖。这件事第二天在整个兰州市传开了，商店纷纷开张。
旅途、行军，是彭老总思考问题、计划行动、调查研究的好时机。他从不放弃机会亲自打听当年收成好坏，群众负担轻重，物价高低，以至货币比值，流通情况等。可能是长期军事生活形成的习惯，彭老总一生不喜欢用笔记本，他的口袋里没有干部通常不离的小本子，但他的脑子里装满了各种计划设想、各种情况数字。在研究工作的时候，在向干部作报告的时候，他脱口列举，其精确程度，常常令专管财经工作的干部吃惊。我觉得，如果彭老总有机会受教育，可以成个经济学博士。
提倡学术自由，为《小二黑结婚》写评语
彭老总一贯主张学术自由，不仅在军事学术上如此，而且对于社会上的一般问题也是如此。他这样说，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我举两个例子。
抗日战争时期，著名山药蛋派农民作家赵树理写了著名小说《小二黑结婚》，但出版却是一波三折。先是地方领导看了以后不敢批准出版，说小说里农村基层干部形象不好。后来小说又报到了华北局，华北局宣传部多数人也认为不好，只有部长认为还可以，给彭德怀夫人浦安修看。浦安修是做妇女工作的，主张婚姻自主，看了《小二黑结婚》以后觉得可以，就给了彭德怀。彭德怀一看，说没有什么问题嘛！农村中个别干部工作作风不好，这也是事实！尽管如此，华北局宣传部对出版《小二黑结婚》仍然是小心翼翼，特意请彭老总写了一个简短评语，印在书的扉页上。书出版以后，还是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认为好，另一种意见是觉得歪曲了我们农村基层干部形象。华北局宣传部部长向彭德怀建议在《新华日报》写篇文章，正面宣传一下《小二黑结婚》。彭德怀没有同意，他说，这种事情，让群众看去，争论去，我们不要管。
1957年，我跟他外出到华东勘察了40多天，回来以后，给中央写报告。报告结尾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要分清是非。发生了事故，要查明事情到底是谁干的，不能推卸责任。第二个问题，努力的方向和实际工作步骤要区别开来，有的事情不是一步就能达到的。第三个问题，不能把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和组织上的服从混淆起来。彭老总特别强调，学术上应自由讨论，没有争论就不能得到真理，就不会进步。真理是不怕争的，怕争就不会是真理。我们应该提倡学术自由讨论，探求真理。在革命部队中，下级服从上级是必要的，不然就乱了。但是这和学术上的自由讨论不是一回事。如果以势压人，用行政手段来解决学术争论，是很危险的，实际上是一种害怕真理的表现。不过这一关，我们的军事学术就会停滞不前，国防事业就会受到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