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记者眼中抗战延安：青年人心中如圣城麦加
核心提示：对于延安，他称之为“下一代心目中的麦加圣城”，这一代人在战火中背井离乡，在延安找到新的信仰归宿。
本文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14年2月14日第8版，作者：朱鸿召，原题：《欧洲人眼中的延安》
抗日战争时期，到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很活跃，其实还有来自欧洲的记者。瑞士新苏黎世新闻社记者瓦尔特·博斯哈德（WalterBosshard）先后于1938年和1947年两次来到延安和解放区采访，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影像资料。
埃德加·斯诺到陕北的采访报道发表后，引起了在华境外媒体记者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们想方设法疏通渠道，希望能够获准进入那个神秘的红色革命圣地延安去实地采访。1938年初，博斯哈德从北平到武汉，在史沫特莱的帮助下，见到周恩来，明确表达了希望到延安采访的意愿。周恩来答应介绍他先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在西安，博斯哈德拿着周恩来的手信，比较顺利地拜会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他戴着一副眼镜，穿着不合身的蓝布制服，乍一眼看去好像是一个中国乡村的小学校长。但这个人就是共产党的金融才子，负责管理八路军的后勤供给以及账务管理。”在林伯渠的安排下，博斯哈德与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阿·斯蒂尔一起，随八路军运输物资的车队前往延安。
冰雪消融，满载货物的军用卡车颠簸在泥泞的山路上，旅途的艰辛险阻超乎想象。博斯哈德用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拍摄下了沿途风光和车队行程，尤其是汽车陷入泥泞之中，不得不动用人力畜力帮助拉动汽车；一边是汽车鼓足马力行驶着，一边派人赶紧在轮胎后边放置木块，以防止车轮倒溜，其情其景，惊心动魄。关键路段，几乎是一寸一寸往前挪步前行。“路况之差，使得我们只好缓慢前行。即使轮子上缠着铁链，也无法阻止汽车顺着陡峭的山坡向后滑。好几次，车队还得从万丈深渊上晃晃悠悠地经过，让人直捏一把冷汗。”沿途经过三原、宜君、洛川、鄜县、甘泉等集镇，往往都是车队住宿休息之地，波斯哈德真实记录了那个时代这些陕北小镇沿街的建筑风貌和人情事态。押车的八路军战士们，都很年轻干练，遇事不惊，处事果断。经过整整六天的行程，终于抵达令人神往的目的地延安。
行程中，越是接近延安，博斯哈德看到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徒步奔赴延安。每当车队经过他们身旁，都会彼此招手致意。此情此景，让这些外国记者感触良深。波斯哈德说自己此行，仿佛看到了另一种麦加朝觐的情景。
在延安，博斯哈德拍摄了抗大、陕公和鲁艺学员们的学习和生活情景。他们在延河边洗漱，在院子里集体用餐，晨光中上早操，晚霞里游戏，散步，唱歌，打球……丰富多彩的生活，深深地吸引着这位来自欧洲的访客。
访问延安期间，给博斯哈德印象最深的是拜会毛泽东。在延安城里凤凰山下的一排窑洞里，毛泽东坐在一张大写字桌旁，桌子后面是一张睡炕。此外就是一个中式橱柜和三把不稳当的椅子，这就是屋里的全部家当了。桌子上到处堆着书籍、文件、报纸、信件、图纸，还有一个烟斗。窑洞白墙上，张贴着一张巨大的陕西地图和几张反对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的苏联宣传画。
此间，毛泽东正在写作《论持久战》，话题也就围绕中日战争的形势和趋势展开。毛泽东首先谈到日本问题。在他看来，日本有三大弱点：兵力不足、军士残暴、指挥笨拙。正是这三点使他坚信中国终将胜利。“日本人始终以为能用钱收买国人，而中国民众对于外国侵略者也只会像以前一样袖手旁观。但现在农民站在我们一边，而且战争拖得越长，他们就组织得越好。我们的对手高估了手中的重型现代武器，在游击战中这些丝毫没用。”
博斯哈德关心地询问关于国共合作的前景，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人要团结一致。做不到这一点，中国就没有未来。“如果国民党真正愿意执行他们三月份制订的抗日建国计划的话，我们是他们最好的盟友。中国共产党有十万多党员，背后还有广大人民的支持。民众普遍要求国内和平团结，要求一致抗日，这样广泛的民众意见没有一个叛国者敢于轻视。”谈到中国共产党的未来，毛泽东回答道：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当前还不是最重要的。现在我们只一心抵抗日本侵略者，目前我们只是民主主义者，还不是社会主义者，更何谈共产主义者。以后我们当然希望继续前行，通过社会主义达到最终的共产主义。但那当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共产主义。我们首先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因为只有提高这四亿人的购买力，本土工业才有可能茁壮成长。
对毛泽东的访谈持续了近三个小时。留在博斯哈德的记忆里的毛泽东说话简洁、有力，看问题深刻透彻，不拿腔拿调，不拖泥带水。“他说话时头上乌黑的长发常要飘落在高高的额头前，随后他就伸出优雅的手慢慢地将头发撸回去。最蹩脚的香烟也能让他陶醉不已，抽起来没个停，闻上去却是一股混和着马粪和酸菜的味道。”谈话中，毛泽东还从桌子下拿出一瓶酒，往博斯哈德的茶杯里倒满了“白干”，“味道和他的香烟一样糟糕”。
但是，毛泽东的智慧与自信让博斯哈德终身难忘。他在采访记录稿中，评价毛泽东更像一位古典时期沉思的哲人。对于延安，他称之为“下一代心目中的麦加圣城”，这一代人在战火中背井离乡，在延安找到新的信仰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