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杨文：从南京虐童案看中国法治进步

　　在审判结果出来后，姚建龙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被告人被判六个月实刑结果，律师难辞其咎。当年的李某某案早就警示过，不是所有的律师都适合办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律师接受必要的少年司法专业训练很重要。（10月11日中国青年报）

　　南京虐童案一审刚刚落下帷幕，判决结果惹来众多网友议论。更多是倾向认为，一审的判决过重。原因则各有各的意见，各有各的看法。有人认为，判决不近人情；有人认为，这是情理与法理的冲突，法院裁判难免有失偏颇；有认为，是中国收养制度缺陷的后果；而有专家认为是律师之过。

　　如果抛开对案件判决的看法，而简单审视案件事实。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起发生在家庭中的家庭暴力导致的虐童事件。在中国儿童教育的传统思维里，说得大众化一点，“棍棒之下出孝子”、“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成材”；说的文雅一点，似乎“玉不琢不成器”也似乎能沾边。总之，打骂不仅仅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教育方式”，甚至包含着长辈们耳提面命、谆谆教导的良苦用心。道德的力量意在其中。于是，有观点认为，这种情形理所应当受道德管辖的范围，而不应该对簿公堂，伤了家庭和气，更触及到中国人视为珍宝的“面子”。有观点甚至认为，这种情形用法律来调整似乎过于严苛，甚至突破了中国人教育子女的习惯思维或者文化。这也必将导致法律期待与社会现实的巨大落差，进而使得法律调整功能出现疲软，削弱法律本身的权威性。法官也在这样的情景中左右为难，判决失衡在所难免。

　　其实不然。现今的中国与往日可谓日新月异，今非昔比。随着中国的高速发展，个人财富的积累，精神文化的提升，权利意识、法律意识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尤其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倡导依法治国，更是让法治的意识得到广泛而深入的传播。而在这一过程中，法律制度得以完善，法律人才得以培养，法律思维得以传播。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则需要法律人充分运用其所学法学专业技术，接纳、容忍法律应该调整的新生事物，大胆地结合社会观念与法律期待，运用法律智慧和自身的法学立场，依照法律和事实作出合理的裁判。在裁判过程中，不排除与现实社会观念的期待不完符合，因为裁判者本身就是在法律规定和社会观念的冲突中合理选择，综合案件自然有自己的立场，甚至在法律语义的“射程”内，应当有引导社会朝向更加美好的方向进步的意识。这不仅是法治思维下裁判者应有的观念，更是一种责任。

　　就本案（南京虐童案）来说，有人认为法官的裁判过重，有人认为“是给中国父母的一个警告”，有人认为是律师的职责没做到位等等。笔者认为，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从国际大背景来讲，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再也不是曾经落后封建的闭关国家，无论是经济还是法律都趋向国际化，与国际接轨。儿童教育思维在这种情形下从打骂传统中开始挣脱，体现在法律上则表现在儿童权利保护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侵犯儿童健康的行为必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无论法官判决是不是真的过重，暂且不论，至少他的立场是在引导中国儿童教育朝向良性、文明的方向发展，这是无可厚非的，更是值得尊敬的。从国内方面来讲，这个案件不仅仅应当视为是“对中国父母的一个警告”，更是传统育人方式与中国法治思维进步的较量。这至少可以看出在儿童教育中，法律之下有着不同的期待或者声音，这也将有利于促进中国传统打骂教育方式的良性转变。

　　那么是不是应归咎于律师的失职呢？从整个法学或者法律实践的大角度来说，司法是权利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其中律师扮演重要的角色。律师的专业性对，案件办理的效率和质量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在这个视野下，可以看出律师的表现似乎与案件的结果高度相关。然而，就个案来说，在更多的情况下，稍微不慎就很容易造成对律师是否已尽职责的误判。每一个个案都是具体的，律师只是个案办理中的一个角色，并不单独造成案件的最终结果。案件的结果是一系列的事实与法律的认定的过程，是多个角色博弈权衡的综合评价。尤其在刑事辩护中，独立辩护也要求律师在辩护中摆正角色，不仅仅是捍卫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更要秉持公平正义之心。

　　总之，案件迎来终审判决之前不必对其结果是否公正做过多评论。即使确实过当也可以通过二审或者审判监督程序来救济。但，就这初审判决可以看出，中国的法治车轮相比过去已经开出一段距离，至少可以看出法官的法治观念的进步，那就是文明行，善良型的裁判已经明显摆在在审判桌上。因此，从这案件总的来看，中国的法治是在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