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无人机曾侵入我领空 歼6三次开炮将其击落

　　原标题：在机关当参谋的日子

　　20世纪50年代初期，是抗美援朝的烽火激起我一腔热血，并响应祖国召唤投笔从戎。1956年初调到机关当参谋，直至1990年11月退休。戎马生涯40载，经历了许多终生难忘的记忆。

　　一、为贺龙、聂荣臻元帅作领航计算演示

　　1956年7月3日，我在防空军总指挥所值班，在早准备会上，指挥员宣布：今天有总部首长来视察，各值班人员要严守岗位做好充分准备，迎接总部首长的到来。上午10时许，贺龙、聂荣臻元帅和陈赓大将，李达、萧克、甘泗淇上将等军委和总部首长在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上将的陪同下，走进防空军总指挥所主室大厅，受到在场工作人员的欢迎。贺龙、聂荣臻元帅和总部首长听取了杨成武司令员对防空军总指挥所的情况介绍之后，饶有兴致地询问了一些有关防空作战指挥和协同上的问题，杨成武一一作了回答。

　　当介绍到领航值班参谋的工作时，贺龙、聂荣臻元帅站在我左右两侧，总部其他首长围拢在一张圆形标图桌四周，桌上显示中国南半部的五十万分之一的航图。我向他们演示并讲解歼击航空兵部队领航员在国土防空作战中的“三线”计算。即当雷达发现敌机位置，按其入窜的方向、速度、高度、距我基地的距离，迅速计算出我歼击机在预定截击线上截击敌机所需时间，并依此画出3条弧线。当敌机入窜到第一条弧线即“一等准备线”时，此时要命令飞行员进入飞机座舱等待起飞指令；当敌机继续入窜，到达第二条弧线即“下令起飞线”时，需发出战斗指令，飞行员立即驾机起飞，才能确保我机在预定的截击线上拦截敌机；第三条弧线为“截击线”，正常情况下该线是事先确定的，但如出现意外情况，敌机距保卫目标较近，就要命令飞行员做好一等战斗准备后立即起飞，快速出航，迅速算出最远截击线。飞机起飞后根据敌我态势变化，引导飞行员尽早发现敌机，实施攻击，确保保卫目标的安全。防空军领航参谋的工作，主要根据敌我态势向指挥员提出应采取措施的建议，对下级指挥员起到监督作用。

　　在我演示的过程中，首长们全神贯注地听我讲解，并不时点头示意。演示结束后，首长们观看了我使用的领航计算尺、钳形仪等工具。至此，给元帅们演示、讲解及计算的过程，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

　　二、第一次给总部写报告，受到刘亚楼司令员批评

　　1957年11月20日，我在空军指挥所值班。当晚18时10分，台湾当局空军1架B-17G型飞机从福建湄州岛上空窜入大陆，先后经闽、赣、湘、鄂、豫、陕、晋、冀、鲁等9省，最北到石家庄地区，在大陆各地投撒反动传单。21日3时23分，又从青岛附近入海，大陆上空活动时间9时13分，全程3000千米，沿线空军部队先后起飞多批飞机拦截，均未奏效。当时中央领导指示空军应用一切方法击落窜犯敌机。

　　两天后，空军作战值班副参谋长李涛指示我起草一份夜间打入窜敌机的报告报总参谋部。他指出要认真分析全年敌机入窜的作战情况，特别是近几个月的战况，找出没打下敌机的原因。据此我对每次作战情况作了分析研究。主要原因：一是组织指挥不够严密，不能形成有效的连续截击；二是情报保障不连续，没有形成保障网，存在不少空隙和盲区；三是机载雷达在高度3000米以下受地物干扰无法发现目标，致使我机战斗屡遭失利。

　　作战报告写好后，先送空司作战处领导把关，再送司令部首长审阅，而后由李涛带着我将报告当面呈送刘亚楼司令员审定。刘亚楼阅后大发雷霆：我们的机关水平如此低下，仗没有打好有什么客观原因好说，我们要向总部检讨，从主观上查找原因，接受教训。我在一旁听了真有点不寒而栗。当李涛带我离开刘司令员处后安慰我说：首长批评不是针对你的，你不要背包袱。然而我深知，作为一个合格的参谋，具备高度的政治思想素质，练就过硬的写作能力，是多么的重要。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始终铭记首长的批评。

　　后来总参谋部以陈赓副总长的名义，将台湾当局1957年几次飞机入窜大陆纵深活动情况，以及加强内地防空作战部署的措施于12月9日向彭德怀副主席及中央军委作了书面报告。12月11日，彭副主席阅后批示送政治局常委、军委委员阅。毛泽东主席12月18日阅后批示：“请你督促空军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

　　空军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实行防空作战“专责制”严密组织指挥。二是建立夜间作战点，增加飞机截击机会。三是增配雷达，弥补低空探测盲区，改善情报保障。四是加强指挥所建设，建立“一号班”制度。五是改进机载雷达性能，使其在300~500米高度上能发现和截获目标等。

　　上述措施落实后，在1959年5月29日，取得了截击机夜间首次击落低空入窜敌机的胜利。这次战斗是驻广州空军某师的蒋哲伦驾驶米格-17Π型机，在地面指挥所精确引导下，抓住有效截击地段，飞行员使用机上雷达发现目标，两次开炮将敌机击落。

　　三、见证地空导弹在世界上首次击落敌机

　　1959年10月7日，我在空军指挥所值班。接班后不久，在台湾北部海面上空发现台湾当局空军1架RB-57D型侦察机向北飞行。10时03分该机从浙江温岭上空窜入大陆，飞行高度1.8万米~1.95万米，时速750千米，经杭州、济南、天津直插北京上空，沿途空军歼击航空兵部队先后起飞多批飞机进行截击，均因飞得太高未能奏效。

　　11时22分，当侦察机距离北京东南480千米时，部署在北京地区的地空导弹部队5个营进入一等战斗准备。不久北京所属地面引导雷达也发现了该机的信号。空军指挥所有该雷达的遥控显示设备，同时也看到了该机的信号。我当时在遥控显示器上将侦察机距北京的方位、距离报告了值班首长。刘亚楼司令员要我不断报告敌机距北京的距离。11时30分，地空导弹第2营目标指示雷达发现目标，当侦察机在距该营阵地70千米时接通发射架同步，转自动跟踪。12时04分3发导弹飞向目标，当即将其击落，飞机残骸坠于通县东南18千米处，敌机信号随即从雷达遥控显示器上消失。

　　至此，我见证了世界上首次由地空导弹击落飞机的先例。

　　四、随刘亚楼赴遂溪调研打美无人机对策

　　1964年10月15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率工作组赴广东遂溪，调研打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的对策，我作为机关参谋，随刘司令员一起深入部队。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美国空军新装备的BQM-147G型无人驾驶侦察机，自1964年8月29日首次侵入中国粤、桂地区上空实施侦察，至10月上旬，先后6次侵入中国领空，中国空军多次出动歼击机截击，由于敌机体积小、高度高，故均未获战果。10月13日，美无人机第7次入侵中国粤、桂地区领空，中国空军驻遂溪部队出动歼-6型飞机拦截，在地面指挥所的引导下，飞行员于1.76万米高度上发现敌机，攻击中将炮弹打光仍未命中目标，飞行员想将其撞下来，但因动作过猛，不仅没有撞到敌机，自己的飞机也进入了螺旋，被迫跳伞，飞机坠毁。在这种情势下，空军上上下下都十分着急，压力很大。为了寻找打击美无人机的对策。10月15日，刘司令员赴遂溪召集指挥员，飞行员和有关战勤人员座谈，会上发扬军事民主，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同时分析了历次战斗失利的原因，进一步搞清了无人机的性能、特点，研究了对付敌机的对策、措施。

　　会后，空军确定在粤、桂、滇地区设立高空作战点，调配精干的作战分队和指挥所班子，苦练打无人机的技战术动作，制定各种特殊情况处置方案和空地协同要领。经过一个多月的苦练和准备，终于掌握了一套有效的战法。

　　11月15日，空军驻遂溪的某师作战分队中队长徐开通驾驶歼-6型飞机，在地面指挥所引导下，于琼州海峡跃升至1.75万米高空发现敌机，3次开炮将其击落，残骸坠在涠洲岛附近海中。随后的战斗中，空军航空兵又捷报频传，至1968年3月15日，共击落美无人机14架。

　　五、参加华北地区实兵大演习

　　1981年3月，中央军委确定解放军在华北地区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实兵演习。这次演习是以战争初期方面军坚守防御为背景，共分出四个课题：即模拟敌坦克师进攻、空降反空降、步兵师坚固阵地防御、集团军反突击。每个课题都有空军部队的任务。演习后还参加了盛大的阅兵式。我作为空军领导机关的参谋，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一活动。

　　空军受领任务后确定以北京军区空军为主，抽调其他军区空军部队予以加强，参加演习和阅兵。

　　3月中旬至7月15日为演习准备阶段。空军参演部队进行“临战”训练。航空兵部队着重训练编队战术动作和射击、轰炸技术。7月16日至9月5日为预演阶段。参演部队进行现场推演、验收性合练和预演。

　　9月14~18日为正式演习阶段。航空兵部队参加了分别在张北、万全、张家口、宣化地区按4个课题组织的演习。演习中做到了按计划出动，准时到达，协同准确，打得准、炸得准，体现了航空兵在合成作战中的作用和威力。

　　演习结束后，9月19日在张家口举行阅兵式，空军参加空中受阅的有歼击机、强击机、轰炸机部队和表演大队，各型飞机157架，充分显示了空军的战斗英姿。

　　9月24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胜利完成军事演习任务的军队领导干部，并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我也荣幸地被邀接见。

　　我在空军当了20多年参谋，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深感当好一个参谋很不容易。我的先天条件并不好，参军时文化程度不高；入伍后又没有经过院校专业理论培训；在基层实际锻炼时间也较短，应该说是专业技能没过关的“三门”干部。因此我调机关后，深感压力特别大。怎么办？

　　首先是刻苦学习，掌握专业技能。上世纪50~60年代空军国土防空作战任务繁重，我长期在空军指挥所值班，利用空闲时间自学与指挥引导有关的理论知识，如领航学、气象、地理、雷达、通信、导航、航图以及空气动力学、飞行原理、飞机构造、飞机性能等知识，逐步拓展视野。在文化水平方面，通过业余时间自学考试获得高中学历和大学文凭。在专业技能上，1960年组织上将我下放到空某师当地面领航员，通过半年时间经过近百次实兵截击引导训练，达到了当时“一号班”水平。这样，为当好机关参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是勤于动脑，善于思索。身为参谋立足点要站在空军领导和空军作战、建设需要高度考虑问题。如1963年6月19日，空某师王文礼夜间击落敌P-2V型飞机后，我随刘亚楼司令员到部队和敌机残骸坠落现场察看过程中，除了总结部队在引导建设方面的经验和引导战例外，还根据残骸中飞行员机内通话录音磁带，分析我机接敌过程中敌机实施机动、干扰的方法、时机。据此写成文件，通报空军作战部队，为有效截击敌机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再次是提高撰写文件的质量。我通过各种机会锻炼自己的写作能力。除了不断学习其他同志撰写文件的优长外，我每次单独出差或与其他部门共同组成工作组下部队，回京后都要写出书面报告给部、处领导，以求得他们的赐教。同时，根据部队作战、训练、建设中的问题开展战术研究、学术探讨，撰写出各类稿件，在有关报刊杂志上发表，作为锤炼自己写作能力的平台。

　　总之，我在实践中感悟到：当好参谋一要精通本职业务，刻苦学习，具有渊博的知识，善于积累资料，掌握信息，正确领会领导意图，出好点子。二要办事雷厉风行，令行禁止，严守纪律，上下通达，不谋私利，凡事多动脑子，办事扎实稳妥，经得起检查。三要不断提高文字能力，不论草拟何种文书，都要言简意赅，言之有物，思路清楚，不写空洞文章。这也是我对刘亚楼司令员提出参谋做好出点子、办事情、写文章三条要求的一些肤浅认识。

　　（本文摘自蓝天出版社图书《悠悠蓝天情》中《在机关当参谋的日子》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