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吏治并不清廉：萧何大收贿赂丞相爱喝人乳

本文摘自：《检察日报》2014年9月12日第06版，作者：李传印，原题为：《“廉吏”萧何欺世盗名》

　　萧何主持修订《九章律》，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这些法律和规章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汉初吏治总体上的清明和廉洁。但汉初吏治的清明廉洁，只是一种相对意义的清廉，吏治中的腐败问题并没有引起人们格外重视而已。从历史文献记载看，从刘邦建立政权的那时候起，吏治的腐败就已经出现。如丞相张苍每天都要喝人乳。《史记·张丞相列传》记载张苍“食乳，女子为乳母。妻妾以百数，尝孕者不复幸”。从现存汉代历史文献来看，汉代吏治腐败表现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集中在公共管理领域。

　　胡仁智《由简牍看汉代职务犯罪规定》(《法商研究》2001年第3期)对简牍中所记载汉代官吏失职渎职、徇私枉法、贪污受贿等等情形有详细论述。官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管理公共事务中侵吞、窃取、骗取和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贪污行为是汉代吏治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田延年是霍光的亲信，他在大司农任内借征发民车运沙之机，贪污运费三千万(《汉书·田延年传》)，后来这件事被人告发，田延年被迫自杀。汉元帝时，张辅做五官掾，“怀虎狼之心，贪污不轨，一郡之钱尽入辅家”。后来张辅被捕下狱，得“百万奸臧”。

　　汉代虽然屡次打击行贿受贿的歪风，但收效甚微，贿风炽盛成为汉代吏治腐败中最突出的方面。汉初丞相萧何在历史上赢得了以廉治国的名声，但就是这样一个“廉吏”，也大量收受商贾的贿赂。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萧何为躲避刘邦的猜疑，听从门客的话，“多买田地……以自污”，对老百姓巧取豪夺，其所作所为最终导致一次集体骚乱。陈平甚至公开宣称“臣裸身来，不受金无以为资”(《史记·陈丞相世家》)。

　　虽然汉代官吏的俸禄比不上宋代那么优厚，但让各级官吏过上体面的生活还是没有问题的。陈平说“不受金无以为资”，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受贿行为寻找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而已。对官吏贪污受贿的腐败行为，汉朝皇帝往往采取纵容的态度。汉文帝时，“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汉书·文帝纪》)。汉文帝对张武的态度虽是一种统治策略，但实际上也是对张武贪贿腐败的怂恿。在封建最高统治者包庇纵容下，官吏的贪污受贿之风愈演愈烈，到文帝和景帝时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

　　汉景帝面对腐败日益加剧的形势也显得忧心忡忡，曾多次对这些腐败现象进行严厉斥责。汉景帝中五年九月，汉景帝后二年四月，景帝先后下诏斥责吏治腐败，实际上也是公开承认腐败的存在。汉简中可见“受赇枉法”、“监守盗”、“坐赃”等语，说明此期官吏存在的犯罪行为。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中有关于官吏受赇枉法的记载，如“北地守谳”和“河东守谳”两个案例就涉及受贿、行贿问题，称其“受、行赇枉法也”。两个案例中，“河东守谳”的案情是士吏贤追捕盗书逃亡的大夫未得，便拘禁其母女佥，在接受了她的豚、酒(共值九十钱)后，将其开释。

　　买官与卖官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场潜规则之一，买官与卖官在具体过程中的表现就是官场上的行贿和受贿。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讽刺那些口口声声标榜仁义的儒臣言行不一，他说:“赵绾、王臧之等，以儒术擢为上卿，而有奸利残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窃权重，欺绐宗室，受诸侯之赂，卒皆诛死。东方朔自称辩略，消坚释石，当世无双;然省其私行，狂夫不忍为”(《盐铁论·褒贤》)。

　　桑弘羊批评的主父偃等儒臣言行不一，虽以礼义廉耻相标榜，暗地里却索贿、受贿。可见官吏受贿、行贿在武帝朝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气。《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主父偃以口舌得官后肆无忌惮地索贿、受贿，“大臣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汉书·陈万年传》记载陈万年不惜倾尽家财，贿赂当权的外戚，其目的一是保住官位，二是求得升迁的可能。

　　东汉外戚梁冀专权时，行贿之人不绝于路。《后汉书·梁冀传》载:“其四方调发，岁时贡献，皆先输上第于冀，乘舆乃其次焉。吏人赍货求官请罪者，道路相望。”即使是送给皇帝的贡品，也要先送一部分到梁冀的府上。

　　东汉宦官利用手中权力也在大肆卖官，汉末清议首领陈蕃揭露宦官“爵以贿成”。到东汉后期，灵帝与宦官更是公开卖官，由于所得金钱贮存于西园，史称“西园卖官”，上至公卿，下到地方守令，皆有定价，一手交钱，一手给官。宦官曹腾大肆受贿，被人检举揭发，只是在汉桓帝的包庇下才得以逃脱惩治。宦官卖官受贿的钱财又用来买官。宦官曹腾养子曹嵩的太尉官职就是靠向宦官行贿一亿万买来的。《后汉书·宦者列传》记载:宦官不仅自己卖官，还纵容家里的仆人也卖官。

　　“铜臭”一词就来源于东汉。据《后汉书·崔烈传》记载:东汉时，一名叫崔烈的人，用五百万钱买了个相当于丞相的司徒官职。由于司徒与太尉、御史大夫合称“三公”，是掌握军政大权、辅助皇帝的最高长官，所以，人们虽对崔烈的丑行议论纷纷，但当着他的面谁也不敢谈及此事。一天崔烈问儿子崔钧:“人们对我当上三公有何议论?”崔钧据实相告:“论者嫌其铜臭。”崔烈恼羞成怒，拿起手杖朝着儿子就打。这个故事虽然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但也把东汉时期官场买官卖官现象揭露得淋漓尽致。

　　一部腐败史告诉我们:有贪官不可怕，有腐败也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人人都想做贪官，人人都想腐败。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了。

　　(供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课题组，课题主持人:卜宪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