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老太为治病卖安置房被儿子告上法庭索补偿
“你个没良心的浑小子，真是丧尽天良。”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指着儿子老泪纵横地说。1月10日上午，鼓楼区法院开庭审理一起房屋纠纷案。老母亲坐在被告席上，对面原告席上坐着她的二儿子。双方律师质证时唇枪舌箭，坐在一边的老母亲望着面前的儿子，突然情绪失控，用颤抖的手指着儿子骂起来，并离开被告席向法官下跪请求给予公道。场面变得比较混乱，主审法官立即宣布休庭。这起58岁儿子状告85岁老母亲案件，法院当天未做出宣判。现代快报 (微博)记者 赵守诚 母子反目
卖了安置房，儿子索要补偿款
在向法院提交的起诉状里，原告秦娄的诉讼请求是，判令被告桑欣也就是原告的老母亲，支付原告房屋居住权补偿款30万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开庭前，现代快报记者分别来到原、被告的家，通过这对母子的讲述，还原案情的来龙去脉。桑欣原住在上海路，生育3子1女，目前老伴与大儿子都已去世，她与小儿子一家住在五台山附近的一套拆迁安置房里。上海路的老房子是1992年拆迁的，拆迁后拿到五台山附近某小区安置房2套，面积都不到40平米，一套在1楼，一套在5楼。去年7月，考虑到自己年老多病，急需用钱看病，还要请保姆，老太太就把5楼的房子作价80万元卖了。对此，户口还在5楼这套房子里的老二不乐意了，认为自己拥有房屋的居住权，一纸诉状将老母亲告上法院。
桑欣告诉现代快报记者，早年家境贫寒，一家人挤在上海路40多平米的老房子里。丈夫在安徽一家汽车公司上班，不常回来，她独自一人把4个子女拉扯长大。日子虽然苦，但一家老少有说有笑，从未有过大矛盾。万万没想到，现在生活好多了，儿子却为索要30万元房款，把她告上法院。
对簿公堂
法庭上老人情绪失控伤心痛哭
1月10日上午9点半，该案开庭。9点钟，老太太就赶到法庭，坐在被告席上。她心脏不好，为预防万一，女儿带了一大包急救药，放在被告席下面。开庭前几分钟，二儿子才随同律师走进法庭，坐在老太太对面的原告席上。
11点20分，坐在被告席上的老太太突然站起身，指着对面的二儿子连声大骂。骂了几句，老太太面向法官，跪了下去，“请法官主持公道，惩罚这个不孝的人。”众人忙上前搀扶，老人情绪失控，大哭起来，几近晕倒。法官连喊“休庭”。老人被搀扶回座位，女儿忙给她按摩、服药。二儿子则低头走了出去，靠在走廊墙角，默默抽烟。
15分钟后，法官宣布，因为被告身体等原因，本案择日继续开庭审理。
争议焦点
争议1
拆迁安置人员是否包括二儿子？
原告诉状写道，1992年上海路房子拆迁时，动迁安置人员共4人，除桑欣、桑欣老伴、小儿子外，还包括二儿子秦娄。拆迁安置房共2套，分别为五台山附近某小区1楼、5楼的房子。秦娄享有安置房屋的居住权，房屋出售后应给予补偿。
庭审争议较大的是拆迁安置协议“被安置人员姓名”一栏填写的名字，原告律师出具一份协议书复印件，这一栏写着“桑欣、桑欣老伴、秦春(娄)”字样。原告律师说，这个括弧“娄”字是原告找到当初拆迁安置的公司，加上这个字并加盖公章的。因为没有秦春这个人，签订协议时工作人员笔误，把娄写成了春字。
对此，被告律师认为，对当初签订的协议，原告现在涂改加盖公章没有法律效力。协议上这个秦春应该是桑欣小儿子的名字，因为笔误写错了。
争议2
二儿子一家在这长期居住过吗？
原告诉状索要安置房屋居住权补偿款，法官询问原告在安置房是否居住过，居住多久？原告说，1992年，他一家三口户口迁出上海路原拆迁房屋，迁到河西岳母家过渡，一直到1998年才回迁到五台山附近的安置房里。不过目前仍借住在岳母家房子里。
桑欣回忆，拆迁安置时，考虑到二儿子和大儿子单位能分房，女儿早已出嫁有房子。唯独小儿子30多岁了，单位不分配房子。老两口就把一套拆迁安置房给小儿子作为婚房了。1998年秦娄的女儿要上小学，五台山附近的安置房是学区房，为照顾孙女上名校，桑欣才同意秦娄一家三口将户口迁到5楼的安置房里。“二儿子一家三口把户口迁过来，却很少过来。孙女现已上大学，用不着这儿的户口了。”
争议3
房改时父亲代儿子签字有效吗？
原告诉状称，1999年12月，公房转为私有产权房时，被告伪造原告及其家属的签字，将讼争房屋购置在其名下。侵犯了原告的居住权，同时这也认可原告享有这套房的相关权益。
对此，被告律师认为，当时房改时，购房人签署买卖合同，如有异议，由合同签订双方提出，与第三方无关。在房改这类特殊情形下，买受人不需要落户该房的所有人员都到场签字，作为父亲，有权为二儿子代签。
原告诉状称，去年7月，被告在原告不知情情况下签订买卖合同，将安置房5楼作价80万元售出，侵害了原告对该房屋的合法居住权。对此，法官询问80万元是否已付清。被告称，因为原告一家不愿将户口迁出去，买方只支付了75万元。
(案件当事人系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