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贵： “浙江庆元案”的现实困境该如何化解

　　6月21日，网上一段“浙江庆元初中生暴打残害一小学生”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8岁男童小毛遭到多名未成年孩子拳打脚踢，还数次被烟头烫伤。新京报记者近日走访发现，包括被打者和施暴者在内，涉事的5名孩子中有4人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并曾就读于同一所务工人员子弟小学。这些孩子有着相似的情况：家长疏于监管，缺乏家庭关爱。（6月27日《新京报》）

　　浙江庆元案的曝光，“校园欺凌”再次引起公众关注，对浙江庆元案处理，也激起广泛讨论。由于4名孩子做案手段残忍，多数人建议法律严惩，一方面为被害儿童讨公道，另一方面给施暴儿童警示，督促家长对儿童教育。然而，近日随着媒体对浙江庆元案的深入调查，大家发现，涉事的5名孩子竟有4人是随迁子女，他们还有个共同特点：家长疏于监管，缺乏家庭关爱。由此浙江庆元案又陷入罚与防的困境——贫穷的下无奈以及对生命的淡漠。

　　先看罚的困境。根据现有法律，施暴者均不满14岁周岁，依《刑法》入刑标准14周岁，并不会给施暴的未成人刑事处分。倘若几名施暴者家庭能够赔偿受害者，亦是对一种补救办法。现实的状况是，四名施暴者3人是随迁子女，即便面临9万的赔偿金，一家平均二万元，但都拿不出。严惩能解决问题吗？其实施恶者亦是受害人。

　　再反观受害者，处境一样令人感到无奈。小毛是被异化的孩子，上学逃课迟到不做作业，平日还有偷偷摸摸的习惯。对于被打，小毛说，他不敢告诉爸爸“告诉他怕被打。”，在此扭曲的环境成长，他变得孤僻、自闭、不善与人交流，进而成为被打对象。因此谈预防，也无从预防，受到欺负却不敢告诉父亲，如此把教育托付老毛，也是有问题的。

　　化解罚与防的现实困境，笔者建议承办第三方收养中介，优化拐卖团体。由机构管理收养与被养家庭，对存此困境的家庭进行调解，无法调解的，采取强制收容措施，委托愿意收养的家庭收养。此举不仅能够解决此现实困境，还能化解另一社会现象——失独家庭。

　　鉴于收养，需要解释另一现象——拐卖儿童。目前对拐卖儿童多持敌对态度，并且呼吁严惩收养者，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时，删除了收买被拐卖儿童行为的“免责”条款，将其改为“对收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解救的，可从轻处罚”。其实对拐卖儿童的乱象，关键是肃清市场。在“多子多福”的国度，严惩收养者太武断。我们严惩拐卖，是断了收养的路。现实中是有些孩子需要寄养的，有些家庭是需要收养的。此条修改虽未达预期严惩收养者，却是合理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造成许多独生家庭，往往一次事故，就会使独生家庭成为失独家庭。在清明节，当其它人携老扶幼去长辈坟前烧香祭拜时，而失独父母却只能为儿女垂泪。近两年各地失独家庭也纷纷组团抗议，要求政府给其交待。面对此情况，不妨采取第三方收养方案，把这些孩子交由失独家庭收养，一方面缓解家庭的孤独，另一方面又能给失独家庭一个交待，未尝不是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