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买卖”：国军老兵的女子“收尸队”
老兵归乡（资料图）
本文原载于《看历史》
“其实老伯伯们一生没有女人，没有家的感觉，在晚年有人一起生活，他们明知道女人的目的是什么，但依然很珍惜晚年的情愫”。
1990年代中期，我在台湾一家电视公司任职制作人，一天接到新任务，替甫从“监察院院长”退下的陈履安，量身定做一小时的社会关怀系列节目，一周一次外景与棚内互搭，题材由我挑选好与陈履安沟通。当时他已茹素礼佛多年，并捐献出了家产，陈履安说自己愿意多了解台湾基层的声音，于是“社会议题”、“老兵话题”、“弱势群体”的题材也就成为节目关注的重点。
那回我安排了到“退辅会”的武陵农场探望老兵。在正式拍摄之前，需要与农场场主沟通，并去老兵家里探访。在我先期来到农场选择主持人的定位时，恰巧见到许多中年女子在穿梭，于是就顺口问农场场主：“这是‘收尸队’吗？”
有争议的“爱情”
上世纪90年代，台湾报纸的社会新闻中出现了一批被称作“收尸队”的女性群体。关于这一群体的报道多是负面，她们刻意游走在单身垂暮、孤单无依的老兵中间。这些老兵是1949年随蒋介石来到台湾的，他们离开故乡时，万万没有想到一去不复返，人生最后是终老南方的岛屿。1950年代，为了抑制眷属人数的增加，减轻政府的财政困境，在 “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中，当局规定所有军官士兵在未达28岁以前不准结婚，因此大陆撤台的军人普遍晚婚。
令人欷的是，很多撤台军人只能靠微薄的退休俸禄生活，没有能力娶妻，一生戎马却没有体验到爱情与家庭的喜悦。一些中年女子看到老兵暮年生活孤单寂寞，就从做干女儿开始，或者说是“小伴”，用自己身体换取老兵晚年情爱，最后为老兵送终，待老兵走后，再在他们的朋友圈中，寻找下一个目标，这些女人因此被称为“收尸队”。
农场主听到我用了“收尸队”这个词，就很正式地说：“张小姐，我知道大家对这些女人有很多意见，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些‘荣民’伯伯背井离乡，青春都给了国家、战场，没有家庭的温暖，好不容易在他们晚年，有女人愿意用身体换取他们最后的体温，愿意在他们最后几年照顾他们，成为家人，即使大家心知肚明目的是什么，但这些女人也让老伯伯有了爱情；不是很好吗？”
从农场主那里我了解到，他们会一起搭车出去看电影，到小镇上逛街、买衣服。老伯伯们买几件衣服给她们，就让彼此间有了“爱情”的感觉。
我那时还年轻，30多岁，觉得自己充满了正义，要挑战一切不公、不义，加上长期以来以女性主义信徒自居，对女人用身体换取金钱不以为然。有关 “收尸队”新闻看多了，更是不齿，觉得这些“干女儿”“干妹妹”都动机不纯，加上她们多半是有组织地向独居老兵下手，几年后替其中之一送终，再把目标转向老张的同乡老王，老王死了、再找老陈……社会福利机构发现这种现象，曾一度请社工留意这些老人的交友情况，怕他们财去人亡，或是早早就被骗光财产。所以，台湾社会对于“收尸队”向来有不同观点。
我在拍摄专题报道时，看到有女人主动贴近、抚慰迟暮之年的老兵，替他们烹煮三餐，带他们看医生、挂号、拿药，既是看护，也是情人与家人。回到电视台，我细细品味场主的话语，重新面对自己的女性主义信条，渐渐地觉得自己很自私，年轻时对男女之间的爱与恨，总是二元分法，褪色的爱情，背叛的爱情，就是爱情的污点，顺手就“扔”了。在我早年的观念里，用身体换取金钱更是非道德行为，觉得这是在亵渎神圣的情爱。有位女性长辈曾提醒我，难道老人就不需要肌肤之亲吗？他们也要情爱呀！
当局为了照顾1949年后到台湾的军人，特别成立了“退辅会”，平日工作就是为他们服务，并在台湾各地建农场与相关企业，以便安顿他们的生活。这些农场早期以种果树及经济作物为主，后来多转为休闲农场。农场中还有许多矮墙小屋，都是老“荣民”的家。
那天我们上山拍外景，陈履安住在农场的蒋介石行馆，早晨阳光正美，他心情很好，约我陪他四处走走。陈履安当时谈兴极佳，告诉我许多他的少年时光，过了一会，山上走下来几个裹着厚外套的“荣民”，他们看见陈履安后都聚集过来，其中一位“荣民”伯伯更是突然激动地跪下，我呆呆地还来不及反应，陈履安一把扶起老伯伯说：“别这样，别这样，生活好吗？”
老伯伯哽咽地回答说：“都这么多年了。”
“都这么多年了”，这句话重重地落在我心头，看着他们佝偻的背，满头零乱的白发，我突然想起在他们那拥挤杂乱堆放着纸箱、破报纸的小房间里，那些女人蹲在地上，用瓦斯炉烧菜，边上有锅吃了很久的炖肉，几把早上采的青菜。后来，在剪辑室里，我再三看着这些女人的脸，她们多不年轻，没有曼妙的身材，走在街上，她们只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大婶，在政府所谓口口声声照顾老“荣民”的教条中，真正陪伴着他们寂寥身心的，不就是这群女人吗？甚至在拍摄当天，为了配合我们，这些女人还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花洋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