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艺术的思考：巴赫、山歌与后现代

就在大多数观众还没搞明白“现代音乐”为何物的时候，不知不觉间这个概念已经“过时”了。作为它的接任者，“后现代音乐”已经登场，成为网络信息时代音乐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标签。学者宋瑾指出，20世纪以来，音乐创作从单一模式发展为多样模式，出现了传统、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齐头并进的局面。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我们的音乐生活悄然发生着改变，一向以网罗世界古典音乐大师、名团和经典作品而著称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和以展示当代最新现代音乐作品为己任的“北京现代音乐节”，近几年来纷纷玩起了“跨界”，将触角伸向世界音乐、爵士乐乃至流行音乐等领域，使得“现代音乐”不再是狭义的音乐技术层面的概念，而是一种以开放的视野包容了当下生活时空中多姿多彩的音乐存在的“现在的音乐”。巴赫、山歌与后现代和谐并存、交相辉映，这种在理论家眼中充满着文化象征意味的场景，对于广大的听众而言则是不折不扣的一大福利。

尽管自身存在着众多矛盾与困惑，但后现代主义的出现还是为当代文化生活带来了新的气象，例如推动了“欧洲中心论”的瓦解，促使世界各国、各文化领域都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意识到恢复发展本国传统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反映在当下中国的专业音乐创作领域，就是经历了百多年来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碰撞与融合，当代作曲家开始“找回自己”，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获得了新一轮融合与回归的螺旋式上升。由此也引发我们对一些观念性问题的重新思考。

首先是关于“中国音乐”内涵的界定。随着中国与世界文化交融更为紧密，仅依靠时空地域、创作主体的划分方式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只要在文化内涵上表现出鲜明“中国气质”的音乐都应纳入到我们的视野中来。例如，近年来因创作《忐忑》《法海你不懂爱》等网络“神曲”而闻名的德国作曲家罗伯特·佐里奇（人称“老锣”），还创作了不少民族室内乐和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并为中国古诗词谱写艺术歌曲。这些作品虽并不如前者那样传播广泛，却获得了业内专家的好评。不同于普契尼对《茉莉花》旋律猎奇式、点缀式的运用，也不同于马勒在《大地之歌》中借助翻译后的文学文本表达个人的感悟，老锣的创作基于多年来对包括音乐在内的中国文化全面深入的学习和思考。他对中国乐器的性能掌控，对中国风格音乐语汇的运用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的理解，甚至超过很多中国本土的音乐家。对于能否将这类作品纳入“中国音乐”的范畴或许会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老锣的创作绝不是个例，未来将有更多这样的作品进入到我们的音乐生活中来。只有摆脱了华人文化圈内的自我生产和消费，被世界其他文化所了解、吸收进而创造出全新的艺术品种，中国的音乐文化才真正称得上走向了世界。

随之而来的是对于“中西问题”的再解读。一直以来，我们习惯了用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去衡量音乐创作，认识音乐发展中的现象，总是试图厘清其中哪些属于中国元素，哪些又源自西方文化，却忽视了当下的音乐生态早已是一个多元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杂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其实，经历了100多年的学习和消化，那些源自西方的音乐体裁、创作手法和艺术观念，很多都已成为当代中国人音乐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为当代中国音乐家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正如作曲家郭文景所说：“我现在已不再考虑诸如中国、西方、传统、现代这样的概念，只要适合我的需要我就用，不管它是属于中国还是西方，是现代还是传统。挣脱了概念的束缚，我进入了一个更自由的状态。”

作曲家叶国辉创作的交响乐作品《唐朝传来的音乐——为亚洲乐器群、人声、管风琴与交响乐队而作》也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为了探寻唐朝音乐在今天的遗存，作曲家首先像音乐学家一样对历史文献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在借鉴了英国音乐学家劳伦斯·毕铿对唐代古谱的研究成果，比对了日本雅乐中现存的同名乐曲的实际音响之后，最终确定以《酒胡子》这个被学界公认、经得起学术论证和检验的古谱样本为蓝本展开创作。借助确凿、久远的历史文本的支撑，作曲家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由交响乐队、筚篥、管风琴等不同时空的乐器组合所交织碰撞的音响空间，借此表达了一个当代人对于盛唐文化的追忆与遐想。姑且不论作品最后所呈现的音响效果，仅就其创作过程中所参考的古今中外各种文本的多样性而言，就有着鲜明的后现代色彩。此类作品的产生标志着当代中国音乐家开始突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一种世界性的胸怀创造着属于新世纪的中国音乐。

今天如果更多的中国音乐家能够以如此“超然”的方式去思考，那么在创作、表演以及理论研究等诸多方面曾经令我们困扰、纠结的问题，可能就会迎刃而解。毕竟，当下中国音乐生活中，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不再是二元对立、泾渭分明的概念，也越少含有高低、优劣之类价值判断，而是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界限，成为我们认识自身和世界、表达内心情感与哲思、与世界其他族群进行沟通交流的重要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