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青：申遗成功意味着保护责任更大

　　2012年11月27日,国家文物局正式通过新闻媒体公布,贵州遵义海龙屯土司遗址与湖南永顺老司城、湖北唐涯土司遗址捆绑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3年1月,海龙屯土司遗址考古发掘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2年考古新发现;2013年4月又获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3年3月国家文物局审查确定海龙屯土司遗址土司遗址为中国2015年向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申报项目。今天,土司遗址通过第39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成功列入2015年世界文化遗产名单,标志着贵州实现了世界文化遗产零的突破。（新华网7月6日）

　　土司捆绑申遗成功后，游人必然越来越多，就有了更大的开发价值和商机，但是，申遗后最重要的考虑的应该是遗产的延续问题，而不是开发。过度的利用和开发，必然会对历史文物造成一定的毁损。不管是相关部门，乃至当地群众，尽到“保护土司”的责任才是重要问题。

　　土司申遗成功，人们热烈庆祝，到底是因为感到肩上保护的担子更重了，更需要加倍努力，还是看到了旅游等新的商机？是看到了保护的前景无限还是看到了未来开发的“钱景”无限，这需要厘清，更需要有清醒和理性的认识。

　　不惜人力、物力和财力鼓动申遗，申遗前又是制定保护规划和制度，又是下力气整治和采取得力的保护性措施，但是，一旦申遗成功就万事大吉，躺在荣誉的功劳簿上开始享受申遗带来的物质利益，名义上的保护被开发取代，只见开发少有保护，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不能不说是申遗的流行性保护后遗症。

　　申遗成功的土司遗址，非常脆弱，不易保护，其文化景观所体现的遗产标准不是很圆满，而是比较脆弱，通过长期以来形成的独特社会经济宗教体系得以加强的程度，人与环境互动的模式等等，也差强人意，也就是说是刚刚及格，而不是满足标准绰绰有余。《世界遗产公约》第四条明确指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确定、保护、保存、展出和遗传后代，主要是有关国家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遗产的名号，意味着更大的责任。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履行保护责任的新起点。

　　后申遗的“后遗症”绝非危言耸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中国14处在1994年前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进行监测，发现其中多数都在保护与利用方面存在某些问题。而在2007年新西兰召开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包括颐和园、故宫、丽江古城在内的中国6处世界遗产因过度开发，被亮了“黄牌”，勒令整改。

　　开发性破坏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问题。一些地方官员，把世界遗产当成了摇钱树，一旦申遗成功，圈地开发、门票涨价、实景演出、项目上马，什么来钱做什么，政绩与商业联手的背后，哪里还看得到半点遗产保护、文化熏陶的影子？

　　即使土司遗址此次申遗成功之前的努力保护中，旅游业对土司遗址的威胁已经开始显现，设门收费、观景台、大型旅游设施建设的方式，这对古老的土司遗址系统而言，是个威胁。土司遗址已经与自然融为一体，任何旅游的干扰，都会对这里产生从心理、生活和文化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土司遗址和谐和健康的运转系统。

　　土司遗址的独特性无法复制，作为政府对于这样濒临灭绝的世界遗产应该肩负起积极保护的责任，不仅是制度的保护，更需要资金投入的保护，保护好土司遗址，也许比盲目发展和破坏式发展经济更有诸多的好处和警示意义，第一要务是想着该怎么样切切实实的保护和延续，而不是贸然的开发。我们手中的“世界文化遗产”越来越多，究竟该由谁来“养活”？该如何“养活”？这样的冷思考不仅需要而且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