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红：读季羡林《我这一生》有感

买下季羡林的这本《我这一生》，缘于在报纸上看到季老在德国留学期间的一段唯美、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当我拿到《我这一生》时，情不自禁地查看文中对这段感情的描绘，其实用的笔墨并不多，但季老在他的《留德十年》一书中，首次披露了这段异国之恋，一个“有情人未成眷属”的经典爱情故事，让读者无不唏嘘感慨。

我是不是八卦到只关注季老的这段恋情呢？不是的，当我在读大师的文字时，就像聆听其教诲，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境界，扎实的学术功底和非凡的语言能力震撼着我。笔墨之下，大师的传奇人生娓娓道来却是波澜不惊，这份谦逊和淡然，大有“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之意，“清华其神，北大其魂”八个字，成为解读季羡林的钥匙。清华4年苦读、北大长达半个世纪的执教经历，使这两种风范在他身上水乳交融。读着《我这一生》，渐渐找到那种久违的感觉，那是掠去喧嚣、滤去浮躁后的沉静。所以脑海里始终有表达感想的念头，那是发自内心对季老的崇敬。

1 、漫长的留学生涯

1935年，清华大学与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合同，双方交换研究生。季老凭借着在清华大学四年全优的成绩，获得了这次留学机会。9月，季老到达德国柏林，开始其长达十年的留学生涯。

在柏林，季老发现了很多出来混日子的纨绔留学生，于是便决定离开柏林，到一个能够安心读书的地方。经过与德国学术交换处的几次磋商，他被派往哥廷根大学。哥廷根是一个只有十万人的小城，但流转迁徙的大学生有时多达二三万人，是一个典型的大学城。哥廷根大学是一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大学，德国学术史和文学史上很多显赫的名字，都与这所大学有关。来到这里，季老如鱼得水，选课以希腊文为主。不久，他觉得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较大，不懂梵文（梵文为印度雅利安语的早期名称）不行。而哥廷根大学有悠久的研究梵文和比较语言学的传统，被印度学者誉为活着的最伟大的梵文家瓦克尔纳格尔在此任教。故季老转攻梵文，成为当时唯一选梵文课的学生。虽然身在二战策源地德国腹地，感受着战争的气息，而季老带着纯粹学者的心，忍饥挨饿，鼓起勇气征服这种世界上已知的语言中最复杂的古语言，获得导师瓦尔特施密特教授的高度赞誉。此外，季老还自我施压，不走中国留学生习惯选汉学作副系的捷径，而选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等不同中国沾边的科目。

1939年，导师瓦尔特施密特教授被征入伍，通读吐火罗文残卷、早已经退休的大师西克教授以垂暮之年，给梵文班唯一的学生季老上课。在第一次上课时，就向季老郑重的宣布，要把自己毕生最专长的学问，统统地毫无保留地全部传授给他。季老为老教授的精神所感动，下定决心，扩大自己的领域，在写论文的同时，向这一难关冲刺。在持久的努力下，1942年，季老通过了博士论文，并获得高度赞誉。克劳泽教授对季老博士论文在语尾的一段附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这对研究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而言有突破性的意义，也奠定了季老先生在国际印度学界的地位。季羡林留德期间完成和发表在德国权威刊物上的几篇非常厚重的论文，都以当时印欧语言学领域最前沿的问题为关注点，并且引起了轰动，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2 、困境之中翻译《罗摩衍那》

文革期间，季老也无例外，遭到了四人帮的迫害，最后被发配到北大35楼学生宿舍守门房。他每天的任务就是守门、传呼电话、收发信件和报纸，过着一个“不可接触者”的日子，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琢磨着找一件会拖得很长，但又绝对没有什么结果的工作，以消磨时光，于是他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决定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这部史诗够长的了，至少有八万行。他想，这够自己忙活几年的了。他向东语系图书室的管理员提出了请求，请他通过国际书店向印度去订购梵文精校本《罗摩衍那》。当时订购书籍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可万万没有想到，过了不到两个月，八大本精装的梵文原著居然摆在了季羡林的眼前。可他的“帽子”还没有摘掉，沉甸甸地压在头上，他哪里敢把厚厚的原著公然拿到门房里去呢？想来想去，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罗摩衍那》原文是诗体，季羡林决心也要把它译成诗体，这样才能传达出原文的风格。于是他就用晚上在家的时间，仔细阅读原文，把梵文诗句先译成白话散文。第二天早晨，再把散文潦潦草草地写在纸片上，揣在口袋里，带着它去35楼上班。在去35楼的路上，在上班以后，看门、传呼电话、收发信件的间隙之中，在闲坐无事的时候，他就把纸片拿了出来，一字一句地推敲、琢磨，把散文改为有韵的诗。此时，他身在门房，眼瞪虚空，心悬诗中，决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他在译诗。

翻译《罗摩衍那》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仅就译诗的形式而言，就是一件颇费脑子的事。要把每首三十二个音节的“颂”译成四行汉诗，这本身就不容易，还要押韵。季老认为诗不押韵，就不是诗。他不按唐韵，也不按平水韵，而是按照普通话的发音大体押相同的韵，这样读起来才上口。可是八万行诗要押韵，仅就找韵脚这一件事，就是非常困难的。他常常为了寻找一个恰当的韵脚，冥思苦想，夜不能寐。其中甘苦，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外人是很难想象的。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冬去春来，寒来暑往，历经五年多的时间，季老竟把长达八万行的《罗摩衍那》翻译出来了。

在这里引用季羡林翻译的《罗摩衍那》其中四颂，这四颂是对印度春、夏、秋、冬四季景色的描绘：

春季

在那美丽的林中平坦处，

林中生的树木多种多样。

微风乍起，吹动了树木，

把繁花吹落到了大地上。

夏季（雨季）

黄昏的霞光染红了云彩，

边缘上镶着一缕浓黄，

好像一片片可爱的云布，

把那天空的创伤来裹上。

秋季

他们观看着许多池塘，

涨满了水，就在路旁；

点缀着带蓓蕾的荷花，

活像那吠琉璃一样。

冬季

林中地上落满了严霜，

浓绿已经有点凋落，

这土地看上去就显示出，

那里炎阳已经变得温和。

3 、耄耋之年写成 73 万字《糖史》

“要说从我身上还有什么值得学习的东西，那就是勤奋。我一生不敢懈怠。”季老如是说，也如此做。尽管季老并不讳言天资和机遇是一个人成功的重要因素，但他的勤奋令我们敬佩。以他在书中提到的73万字的《糖史》为例，季老开始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欧美许多语言中表示“糖”的词，英文是sugar，德文是zucker，法文是sucre，俄文是caxap，其他语言也大同小异。他发现“糖”这个字在西欧各国的语言中都是外来语，其实来自同一个梵文字sarkarā，这充分说明了，欧美原来无糖，糖的原产地是印度。这样一来，糖一下子就同他的研究工作挂上了钩，当他领悟到“在糖这种微不足道的日常用品中竟隐含着一段人类文化交流史”时，他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后来，又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拿到了敦煌藏经洞里的一张残卷，残卷正面写着一段佛经，背面写着关于印度造糖法。敦煌残卷多为佛经，像这样有关科技的残卷，真可谓是凤毛麟角，绝无仅有。之前，不知道有多少中外学人想啃这个硬核桃，但都没有能啃开，最后终于落到他中，他惊喜欲狂，终于啃开这个硬核桃。

搜集资料，捷径是没有的。季老感叹道“将来有朝一日，把所有的古书都输入电脑，当然会方便得多。”可是目前还做不到。他只有采用一个最原始、最笨、可又不可避免的办法，这就是找出原书，一行行，一句句地读下去，像沙里淘金一样，搜寻有用的材料。他曾经从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除了礼拜天休息外，每天来回跋涉五六里路跑一趟北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为了求真，在浩如烟海的中外书籍中，季老爬罗剔抉，像大海捞针一样地寻找证据。作为一位80多岁的老人，能够这么执着和坚持，需要多大的毅力，在耄耊之年不易寒暑历时近二十载，成就《糖史》煌煌大著。

4 、平凡之中孕育着伟大

一位扛着行李的新生来北大报到，看见一位老人，就请他帮忙看一会儿行李，自己去报到。老人爽快答应了，而且老老实实地在那儿守着。北京天气还很热，旁边有人说：“您回去吧，我替他看着。”可老人说：“还是我等他吧，换了人他该找不着了。”那位学生回来后，老头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几天后的开学典礼上，这位学生吃惊地认出了台上的副校长、大名鼎鼎的季羡林教授就是那天帮自己看行李的老人。

一个大学校长给一位新生看行李，没有丝毫怨言，而且认认真真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季老的平凡还可以引用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刘梦溪的话来评价。刘梦溪说：“不管在什么场合见到季老，总想过去向他致意。可季老只要远远看见我走过去，一定会站起身来。一贯如此。对比我更年轻的后学也如此。后来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只有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坐在他旁边，他就没法站起来了。”因此刘梦溪在《季羡林先生90寿序》中深有感触地写道：“先生是‘望之温温，即之也温。晚生后学，可以相亲’”。

季老非常低调，不太爱出头露面，但是他关心的却是天下大事，总是从一个很高的角度来看待事情，抱着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态度来说话做事，格局很大，是一位人格和学问都完整的大师。他常年笔耕不辍，把自己对人生、对知识、对生命的深刻感悟写在了一本本书中，这些用心写出的文字不仅是季老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附：

1 、季羡林简介

季羡林（1911.8.2—2009.7.11），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通英、德、梵、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唯一的终身教授。

季羡林从一个农村贫苦的孩子成长为一代学术宗师，走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历程。他幼年孤身投奔济南的叔父，在军阀混战、日军侵华的动乱中读完小学和中学，后考入清华大学。在“二战”期间留德求学，忍受孤独和饥饿，十年磨一剑。“文革”十年屈牛棚身，直面诋毁和迫害，忍辱译巨著。改革开放三十年发愤著述，致力学术和教育，潜心做学问。他大开大合的一生，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始终引领着学者们顺应时代发展的文化潮流。

2 、德国恋情

2008年2月17日，一代国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他一生中的许多故事都感人至深，尤其令人扼腕的是他和一位德国姑娘的一段爱情经历，虽然他一直深埋心底，却给他带来绵延一生的怀想与快乐。

在季羡林住的同一条街上，有一家叫迈耶的德国人家。迈耶先生是一个小职员，为人憨厚朴实，脸上总是挂着微笑。迈耶太太却生性活泼，能说会道，热情好客。他们夫妇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大小姐叫伊姆加德，身材苗条，皮肤白皙，金发碧眼，活泼可爱，年龄比季羡林小一些，当时尚未嫁人，待字闺中。她就是这个爱情故事的女主人公。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季羡林和伊姆加德小姐之间渐渐产生了感情。

但是，每当季羡林回到寓所，内心便充满矛盾与痛苦。他想，自己是一个有妻子，有儿女的人，尽管那是一次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但是现在他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如果他敞开自己的胸怀，让爱情的激流涌泻出来，和伊姆加德由相爱而结合，自己未来的生活大概会是幸福美满的。但是，那样做，不仅意味着对妻子、儿女的背叛和抛弃，也意味着把自己的亲人推向痛苦的深渊。这是违背他所受的教育和他做人的原则的，是他无法办到的。反之，如果他克制自己的感情，让正在燃烧的爱情之火熄灭，又会使已经深爱着他的伊姆加德失望和痛苦，自己也会遗憾终生。两条路水火不容，没有第三种选择。这使季羡林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幸福与痛苦，欢乐与自责的矛盾心理，一直折磨着他。最后，他终于决定，为了不伤害或少伤害别人，还是自己来咽下这个苦果，背起这个沉重的十字架吧。他想，伊姆加德还年轻，她以后还会碰到意中人，还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她会慢慢地忘记自己的。

2000年，香港电视台一位女导演在拍摄季羡林的传记片时，专程前往哥廷根打听伊姆加德的下落。幸运的是，伊姆加德还在人间。还是那个房间，银灰色的老式打字机，桌前并排放着小方凳和深蓝色沙发椅。伊姆加德说：“瞧，一切都没有改变，我一直在等他回来。我的手指依然勤快灵活呢，我甚至还能打字！”这个固执而坚忍的女人，伴着一台老式打字机，一等就是60年。为了季羡林，她付出了一生的光阴和爱情

3 、《罗摩衍那》

罗摩衍那（梵语，Rāmāyana，意思为“罗摩的历险经历”），与《摩诃婆罗多》并列为印度两大史诗。作者是印度作家蚁垤（跋弥），此书在印度文学史上被称作最初的诗，它不仅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据着崇高的地位，而且对整个南亚地区和宗教都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全书是诗体，用梵文写成，诗律几乎都是输洛迦（意译为颂），24000颂。内容主要讲述阿逾陀国王子罗摩（Rama）和他妻子悉多（Sita）的故事。以英雄美人悲欢离合的故事为主线，中间插入许多神话、童话、寓言、小故事等等，幻想丰富，文采绚丽。由于这部史诗产生于印度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所以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印度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民俗学等方面的内容

4 、《糖史》

辉煌的学术成就—《糖史》的写作始于1981年，最终完成于1998年，是我国著名人士季羡林先生至今为止用力最勤、篇幅最大的一部学术著作。全书共分三编：第一编为国内编；第二编为国际编；第三编为结束语，共计73万余字。

《糖史》用大量事实证明：糖和制糖术一千多年来，一直在中国与印度、东亚、南洋、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交流和传播，同时也在欧、非、美三大洲交流。《糖史》还勾勒出了这些交流的路线，考证出了交流的年代，集散的口岸，以及由于交流，制糖术水平得到逐步提高，糖的种类、品质也随之大大提高，逐渐形成我们今天常见的白沙糖的整个历史过程。《糖史》还使我们了解到过去很少有人知道的有关甘蔗和食糖的种种知识，如：甘蔗的种类、名称、种植技术及其传播；糖的名称及其演变，糖的典故传说，它的食用和药用价值，糖的产地分布和贩运、制造工艺等等。《糖史》还使我们认识到，像糖这样一种天天同我们见面的微不足道的东西后面，实际上隐藏着一部错综复杂的长达千百年的文化交流的历史，世界文化是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共同创造的。

（作者单位：江西省统计局网管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