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网站：雍正如何让官吏为国家做事

　　雍正十年（1732年），河南学政俞鸿图在主持乡试期间，违反规定把21岁的小妾带了过来。小姑娘对付老头子易如反掌，很快套取了试卷内容，然后让仆人出去找买主。一万多两银子轻松落袋，小妾得意极了，哪里想到这笔买卖是多么划不来。

一

　　看平时根本不读书的“富二代”居然榜上有名，舆情汹涌，社会一片哗然，眼看要闹出群体性事件。雍正要求从重从快处理，给社会一个交代。刑部建议判处俞鸿图腰斩，雍正毫不犹豫地画了圈。

　　清代连上刑场也需要贿赂。因为是在办公室里直接被捕的，俞鸿图身上一文不名。刽子手拿不到好处，下刀一再“失误”，给犯人一个慢死。俞鸿图用手指蘸着自己的血，在地上连写了七个“惨”字。

　　没等主事官员报告完执行情况，雍正帝连连摆手：“别说了，别说了！”随即指示：以后轻易不用这种刑罚。据说俞鸿图是最后一名被执行腰斩的死刑犯。

　　科举是保证中国封建制度得以延续不变的压舱石，雍正帝对俞鸿图毫不手软，可谓执法无情。但腰斩是我国古代最野蛮、最不人道的一种刑罚，敢于废弃始自春秋时期的古老传统，显示出不忍之心，不能说他一味“嗜杀”吧。

　　许多德才兼具敢担当的干部，更能感受到雍正浓浓的人情味。比如在他们的报告上，他竟会这样批示：你最近身体好吗？好久不见，很是想念！等你完成任务回来，咱俩好好聚聚。

　　他关心干部的方式有时出人意料，至少看起来诚意多于权术。一天，某巡抚接到雍正帝的亲笔信，让他即刻回京商量大事。刚要动身，又一匹快马送来他的第二封信，说我找人给你算了一卦，你近日不宜远行，还是下个月再来吧。

　　爱屋及乌，雍正帝对干部家属也很关心。湖广总督杨宗仁重病卧床，雍正帝派御医赶赴武昌诊治，并要他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杨总督说，我儿子在陕西榆林当道台，要是他能请假过来服侍我，那就太好了。皇上说，请假耽误他前程，不请假耽误你养病，不如调他到武昌当按察使，公私两便岂不更好？

　　雍正五年（1727年），陈时夏升任江苏巡抚。80多岁的老娘一个人在云南老家生活，孝子陈时夏很不放心。雍正帝急令云南巡抚鄂尔泰：赶紧组织最好的轿子、轿夫，把陈老太太抬到苏州。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吃饭，都听老人家的。安全第一，不赶时间。

　　同样是关心干部家属，有时候雍正帝又会由柔变刚，前后判若两人。孙国玺新任台湾道台，由于这个岗位不允许带家属，他只得把老母亲留在海峡此岸。雍正帝严厉批评吏部工作不细，又发一文，调孙国玺到福州工作。

　　过了几年，老妈要过80大寿了。孙国玺觉得跟皇上关系不错，便请求恩赐匾额，给予诰封。皇上拍了桌子：“你还有脸开口？你这几年干了些什么，以为我不知道？老太太就要被你这浑球连累了，你还装孝顺，等着查处吧！”

　　有趣的是，雍正皇帝有时在工作中突然冒出的几分孩子气，让人忍俊不禁，也让人深思。

　　新君上任，正需要立威。翰林院的孙嘉淦哪壶不开提哪壶，批评皇上跟亲兄弟搞不好团结。在争取接班地位过程中，兄弟之间免不了恩恩怨怨，康熙皇帝晚年疾病缠身，60多岁就走了，就是被这事气的。这个家丑不但涉及前后两代皇帝的高大形象，还关乎体制问题，成熟一点儿的干部都会绕着走。

　　果然，雍正皇帝脸都气白了，逼问翰林院：“一个从七品毛孩子敢这样狂妄，真是找死的节奏啊，你们打算怎么办？你们不处理我处理！”

　　正在紧急关头，太子的家庭教师、吏部尚书朱轼咳嗽了一声，慢悠悠地说：“这小子确实狂妄，一定要严肃处理。不过说实话，我很佩服他的胆量，有点儿魏征的影子呢！”

　　雍正毕竟是雍正，愣了一下，红着脸赶紧给自己找台阶下：“嘿嘿，我跟朱老师一样，我也佩服小孙的胆量。”接着，把孙嘉淦越级提拔到司局级。

　　这件事还刺激雍正开动脑筋，创设了秘密立储的皇位继承制度，从根本上解决了兄弟“团结”的问题，意义深远。自从皇帝把接班人名单塞到“正大光明”匾牌后，皇子们只管正大光明地做好工作就是了，再也不用斗智斗勇斗狠了。爱新觉罗家的统治能再延续近200年，与这项充满智慧的制度设计有关。

　　有多大抱负就有多大度量，有多大度量就有多大成就。雍正皇帝的博大胸怀和用人导向，是雍正新政的重要特点，不但吸引了天下英雄为知己者死，并且影响到他身后，为辉煌的乾隆时代储备了大量值得信赖的干部。

　　除了这些“花絮”，“摊丁入亩”之类涉及民生的重大改革，无论他是什么目的，客观上毫无疑问是德政、仁政。

　　清代原有的人头税制度十分荒唐，不管老百姓家里有没有土地，一律按人头交税，乞丐与富豪平等，穷人生不如死。实行“摊丁入亩”之后，土地多的多交，土地少的少交，没土地的不交，不知给多少穷人卸下了沉重的枷锁，铲除了多少官员的摇钱树。对地主老财和贪官来说，这当然是“严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