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请求复出的信在权力中枢足足流转23天！
1987年，邓小平与华国锋（资料图）
本文摘自《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凌志军 马立诚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1
看来，就连华国锋也已经意识到，邓小平的出山已经无法避免。不过，华仍然不愿操之过急，其实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阶级敌人正在等待着邓小平上台之后，一举为“四人帮”翻案之类的说法。他只是在担心，承认邓小平没有错误以及承认“天安门事件”中的几百万群众没有错误，也就等于承认毛泽东主席和整个党错了。
事情就这样僵持下来。现在轮到邓小平本人说话了。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再次写信，不过，这一回不是写给华国锋一人，是写给“华主席、叶副主席并转党中央”。他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他还要求中央把他的信印发给全党。邓小平已经看准了自己复出的障碍在于毛泽东认定的“天安门事件”，所以他打算绕开这些具体的问题，让自己的昭雪不至于影响毛泽东的伟大。邓小平的信在权力中枢流转了23天。这一次华国锋和汪东兴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但是，他们把邓小平在六个月前的那封信也找了出来，用党中央的名义将邓小平的两封信一并下发了。在那一封信里面，邓小平不是为华国锋成为党中央主席欢呼过么?有了这些，当然可以认定华国锋的核心地位仍然会牢不可破。
5月间，华国锋召见汪东兴和李鑫，要他们去找邓小平面谈，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既可以让邓小平出山，又能将邓小平老老实实地约束在自己麾下。于是这两个人就在5月24日前往邓小平家中。谈话持续了好半天，却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告诉邓小平可以出来工作了，但又要求邓在此前写个书面声明，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等于是要邓承认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乃是英明决策。他们也许以为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因为这在多年以前已有先例。那一次是在1971年林彪垮台之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自称自己错误严重。华国锋和汪东兴现在也许认为，邓小平如果能够再次认错，一切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邓小平也就自然地成了他们这些人中的一员。原来，华国锋的两个使者说来说去，就是想把邓小平拉上这条快要沉没的“文化大革命”之船，这被邓小平一口拒绝。“我出来不出来没有关系，”邓小平说，“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他还坚决地告诉眼前这两个人：“‘两个凡是’不行。如果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汪东兴和李鑫不免面面相觑，他们终于明白，华国锋不是毛泽东，至于邓小平本人，不仅已经不再是1971年的样子，而且也不再是1976年10月给华国锋写第一封信时的样子了。
邓小平把这两个人打发走了之后，就坐在家里静观时变。如果他的眼光没有足够的敏锐，看不出大局已定，万事俱备，他完全不用再作任何妥协，那么他就不会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了。但是，在那个春夏之交的季节，他就正好具备这样的眼光。他并没有等太长的时间，到了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全体中央委员都同意恢复邓小平的职务，包括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以及总参谋长。邓把他18个月前被剥夺的一切全都拿了回来，既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这种方式的象征意义是不能小看的。这等于是宣布毛泽东在18个月前的那些指示全都错了，所谓凡是毛主席说过的就一律不能动的逻辑，也就不攻自破。
消息公布，举国为之震动。在北京，官员们也许要约束老百姓的喜悦之情，不肯像组织“双庆大会”那样鼓励大家上街游行，但有些城市还是出现了盛大的集会游行。7月30日晚上，邓小平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上。一时间，欢声雷动，这哪里还是一场球赛呢?分明是一场政治集会。为了这一天，他忍辱负重又呕心沥血，如索尔兹伯里所说：“使用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计谋、策略，去搏斗、斗争、交谈和激烈地争论。他再次掌了权。”他还是剪着平头，微笑着，样子和衣着全都没有什么变化。这个人在过去的18个月里承担着所有的罪名。党领导的所有报刊都宣布他是一个坏蛋。可是这才一转眼间，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就向他投以如此热烈的欢呼。看来，过去18个月的大批判全都白费了。
邓小平官复原职。可是他还没有能够遏制我们庞大国家的历史惯性。这时候，掌握着中国方向的仍然是“英明领袖”华国锋，大政并未就绪，“文化大革命”“积重”尚未返还，阶级斗争仍然是“纲”。邓的威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代华的程度。邓的理论体系也还没有最后形成，更不要说成为社会的主流了。他再三告诫中国人：“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但是这话让人听来还有些笼统和含混，距离彻底否定“两个凡是”和开创新的时代，还远着呢。那些政治老人们把他推上了前台，下面的事情就要看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