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说：我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令周恩来大怒
邓颖超(1904-1992)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邓颖超，原名邓文淑，祖籍河南光山，1904年2月4日生于广西南宁。幼年丧父，靠母亲杨振德行医或当家庭教师过着清贫的生活。
1913年至1920年，先后在北京平民学校、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后在北平师大附小、天津达仁女校任教。
邓颖超青年时代投身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她和刘清扬、郭隆真、张若名等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并参与组织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她还和周恩来、马骏、郭隆真等天津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共同组织了进步青年团体觉悟社，参与领导天津学生的爱国运动。1923年她参与组织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从此，她确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定信念，开始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奋斗的职业革命家生涯。
1925年夏，邓颖超被调到广东，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妇委书记和国民党省党部妇女部秘书等职。她同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何香凝真诚合作，组织广大妇女投身国民革命。同年8月8日，她和周恩来结婚，从此他们结为终身革命伴侣。1926年，邓颖超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 央执行委员。她为推进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她从广东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在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下，坚持党的地下工作五年。
1932年至1934年，邓颖超转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党和工农民主政府工作。先后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和组织部干事、中央机关总支书记、中共中央局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等职。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邓颖超在武汉、重庆等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妇委书记。在这期间，她积极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妇女，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工作十分出色。1938年当选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理事。同年，任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在历次国民参政会上，同董必武等中共方面的参政员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与中共方面的其他参政员一起，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抗议国民党的反共罪行。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任中央妇委副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邓颖超以中共方面唯一女政协代表身份，出席旧政协会议，为争取国内和平而积极奔走。同年，当选为国际民主妇联理事。全面内战爆发后，邓颖超随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1947年3月，任中共中央妇委代理书记。1949年3月，在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民主妇联副主席，并任党组副书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颖超历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56年中共八大后，为历届中共中央委员。1976年后任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等职。这期间，她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为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为加强党的纪律，为维护妇女儿童权益，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付出了全部精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77年以后，邓颖超先后访问了缅甸、斯里兰卡、伊朗、柬埔寨、日本、朝鲜、泰国、法国和欧洲议会，会见了来自亚、非、拉、美、澳五大洲几十个国家的客人，1982年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为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与友谊，为国际和平与世界发展的进步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92年7月11日上午6时55分，邓颖超与世长辞，享年88岁。
历史点评：邓颖超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她是20世纪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妇女的骄傲，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11月20日，邓颖超作为省党部任命的潮梅特派员，来到汕头。见了周恩来，分外高兴。邓颖超一叉腰，兴奋地宣布：“我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你想不想听?”
周恩来怀着极大的兴趣，催促她快讲。
邓颖超放低声音，滔滔地说着。只见周恩来慢慢收敛了笑容，脸色由红变暗，渐渐地又红了起来。他勃然大怒：“你这算什么哲学?生孩子就不能革命了吗!你为什么自作主张，一下子变得如此幼稚，如此轻率!”他不再说了，把身体别转过去，气呼呼地不理邓颖超。
原来10月份的时候，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了。想想自己刚21岁，在广州的工作局面还没有打开，再添个孩子不是累赘吗。她一下狠心，去街上买来打胎的中药，咕咚咕咚喝下去。药性发作，疼得她在床上直打滚。孩子是打掉了，可她身体也损伤很大，面色蜡黄。她母亲杨振德从天津赶来，也把她责怪了一番。
杨振德的经历也不一般。1946年9月，周恩来在南京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起个人经历时，专门说到邓颖超的母亲。他说：邓颖超同志的母亲是一个中医，当她近六十岁的时候，还在红军总司令部当医生。国民党“围剿”、我军撤退时，邓老太太被俘，被押送到九江，国民党法官要她劝劝邓颖超不要当共产党员，邓老太太说，子女的事情我们父母管不了，即使蒋委员长也管不了自己的儿子 蒋经国当时正在苏联 法官无言以答，就把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直到1936年谈判开始，1937年初才把她释放出来。
周恩来气消了，劝邓颖超多休息，恢复元气。可周恩来一出门，邓颖超也出去开展妇女工作了。她很愉快，因为她又在广东找到了她的志同道合者：何香凝、蔡畅、张婉华等。孙夫人偶尔来穗，也十分谈得来。比她年龄大出一倍多的何香凝，一拉她的手总爱重复那句话：“哎呀你那位周先生将来可不得了，我和仲恺就喜欢他，连我那两个孩子也阿哥长阿哥短地叫，没大没小 ”邓颖超听了总不说话，心里喜滋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