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方：“回乡焦虑”反映转型期社会心态

于个体而言，回乡焦虑展现了代际之间的冲突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窘境；于社会而言，这样的冲突呈现的其实是“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的诉求。

春节越来越近，返乡大军渐已踏上归程。在返乡大军中，年轻人面对家的方向，却是各种滋味盘在心头。每年的这个时候，年轻“恐归族”的复杂心态，也要被媒体拿出来梳理一番。

与此同时，网络社交媒体上，“春节回家万用攻略”“春节回家如何应对亲戚的盘问”等各种各样的“回家技术帖”也开始爆红。“回家技术帖”大受年轻网民追捧，只是为了应付年轻一代回乡后即将遭遇的“中国式盘问”。有网民将长辈们的盘问特点制作成了对联，上联是“考了几分什么工作能挣多少呢”，下联是“有对象没买房了吧准备结婚吗”，横批是“呵呵呵呵”。当然，有问必有答，网民“神回复”的对联是，上联“这个嘛呵呵呵呵呵”，下联“那什么哈哈哈哈哈”，横批“阿姨吃菜”。

戏谑归戏谑，年轻人回乡遭遇“中国式盘问”确实是现实一景。与其说“中国式盘问”引发的年轻人归乡焦虑是受“衣锦还乡”等传统文化的影响，倒不如说这是代际差别、城乡差别共同演绎的景象。

对于那些外出打工的农村青年而言，他们已逐渐远离父母坚守一辈子的乡间土地，更倾向于过上城镇生活，“候鸟型”的农民工也由此变成“迁徙型”。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辈相比，驻扎在城市里的农民工似乎要光鲜很多，某种程度上，他们实现了父辈们“进城”的梦想，但同时又被“进城”所累。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问题，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这些重负依然是他们的难言之痛。社会转型期的农民工，正经历着城镇化带来的阵痛，而这些阵痛也非留守土地的父辈们所能理解。过年回家，村里的人认为他们是城市人回来了；过完年返城，城市人又认为农村人回来了。他们就在这种“二元角色”中转换着，每回一次故乡，他们必须进行一次角色转换。

那些大学毕业后留在城市里工作的年轻人，虽然不需要角色转换，但他们必须要面对与父辈代际之间的冲突。父辈们的青春从艰苦磨砺中走过，他们更希望下一代能有一个安稳的生活。工作稳定、薪水可期、结婚生子，父辈们的追求大多停止于此。也因此，“中国式盘问”中的几大要素从来离不开“工作、房子和婚姻”。这样的盘问未必是父辈们过于功利或现实，而是他们这一代人的人生履历决定了他们的“盘问视野”。

一部分年轻人因为心存“闯荡”梦想，与父辈们的生活观念有所分歧；而更多年轻人可能受制于现实条件，“工作、房子和婚姻”并不能满足父母们的期望。况且，现实中，农村大学毕业生群体也越来越有成为社会“夹心层”的趋势，他们有着强烈的摆脱社会下层的动力，又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他们在生活中同时面临着在城市立足难和返乡难的两难。

很多时候，舆论把年轻人回乡焦虑以及“中国式盘问”都归咎为“面子”问题。功利的虚荣的面子，确实可能阻挡回家的步伐，但“中国式盘问”的根源又不仅仅在面子上。于个体而言，回乡焦虑展现了代际之间的冲突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窘境；于社会而言，这样的冲突呈现的其实是“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的诉求。“中国式盘问”的式微，也许只能与社会转型的完成同时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