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瞿秋白之间的交往

鲁迅和瞿秋白的文字交往，是从1931年下半年开始的，这时他们还没有见过面。

当时，瞿秋白受到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宗派小集团“无情打击”，已被解除了中共中央领导职务，因肺病严重，中央同意他在上海养病。

瞿秋白借休养的机会，翻译了一些苏联的文学作品。经时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联系，得以跟文坛巨匠鲁迅接近并相识了。

1931年，瞿秋白因为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某机关遭到敌人的破坏而避难在茅盾家里。一天，瞿秋白同冯雪峰谈话，他很高兴地翻读着《前哨》，对于其中鲁迅写的追悼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作家的那篇文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说了这样的话:“写得好，究竟是鲁迅！”

对瞿秋白这个共产党的著名人物，鲁迅当然是早已知道的。鲁迅当然也知道，瞿秋白曾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是一个堪称最优秀的新闻记者和翻译家。鲁迅确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服膺马克思主义，信任中国共产党，愿与其一起奋斗，寻找中国的出路。所以，当鲁迅从冯雪峰那里知道了瞿秋白正在从事文艺的著译并愿意和领导“左联”的活动的时候，很看重瞿秋白的意见，并且马上把瞿当作一支很重要的生力军。最初，冯雪峰把瞿秋白口头上谈到的关于鲁迅从日文译本转译的几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意见，转达给鲁迅的时候，鲁迅一听怕错过机会似地急忙说:“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翻译这类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接着，鲁迅又平静地说:“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能够译得精确流畅，现在是最要紧的了。”那时候，鲁迅很看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的介绍和好的翻译著作。对瞿秋白，鲁迅也首先看重他的翻译水平，认为在国内的文艺界是找不出第二个人可与他比较的。对照瞿秋白的俄文，鲁迅甚至不满意自己所译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称他被《死魂灵》中的一大套议论“窘得汗流浃背”。对于瞿秋白的杂文，冯雪峰也曾听到鲁迅有过这样的评论:尖锐，明白，“真有才华”。后来，鲁迅曾经几次跟冯雪峰说道:“何苦(笔者注:“何苦”，是瞿秋白笔名之一)的文章，明白畅晓，是真可佩服的！”

比较起来，鲁迅还是更看重瞿秋白的论文，他在跟冯雪峰闲谈中有好几次微笑着说:“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的论文，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

在瞿秋白和鲁迅没有见面之前，瞿秋白一看到冯雪峰，就是“鲁迅、鲁迅”的谈论着鲁迅，对鲁迅表示着那么热情！而在鲁迅方面也差不多，只要有俄文的可介绍的或研究上有用的材料到手，冯雪峰去时他就交给冯说:“你去时带给他罢！”

因为他们从事着同一方向的战斗，在同一条战线上，而且以同样严肃与勤苦的精神工作着，这使他们一开始就都以最赤诚的同志的态度来对待对方。两人就在这种纯真赤诚的伟大的精神下接近起来了。

鲁迅已经把瞿秋白看作是自己的老朋友了。

瞿秋白也是这样，他在读了鲁迅送给他的刚出版的《毁灭》，在和鲁迅讨论翻译的信里也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

他们两人最初的见面，大概是在1932年夏天的某日。那天，鲁迅同许广平带了他们的爱子海婴先去看了一次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当时，瞿秋白住在上海南市一个在钱庄里做事的同情革命的青年谢澹如家里。

瞿秋白精通俄、英文，对中国旧文学也很有根底，加以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深刻地观察与分析问题，思想透辟，为当时不可多得的杰出人物。鲁迅平素就很尊敬有才能的人，何况瞿又是中共的领导人？这回相见，双方各有怀抱，都感觉到初次见面还有什么未尽之言似地希望再一次的会见。那时双方都过着不自由的地下生活，要会见一次，真是颇不容易。但终于还是打破了重重障碍，克服了许多困难。

在1932年夏秋之间，大概是9月1日那天的早晨，鲁迅、许广平带着孩子第二次去拜访了瞿秋白和杨之华夫妇，地点是在紫霞路原六十八号三楼一个房间。当时，瞿秋白正坐在他的书桌旁边写东西，看到鲁迅夫妇和孩子来时，就无限喜悦地站起来表示欢迎。

那次见面，许广平对瞿秋白的书桌很感兴趣。这是一张特制的西式木桌，里面有书架可以放文件，下面抽斗也一样，只要把书桌上面的软木板拖下来，就可以像盒子一样，连抽斗也给锁起。据瞿秋白说，这样一走开，写不完的文件只要一拉下木板就不会被别人乱翻了。许广平以为，做革命工作的人，这种桌子是比较方便的。后来，瞿秋白去中央苏区时，就把这张桌子送到大陆新村鲁迅家里，至今还保存在鲁迅纪念馆里，成了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

那一天，瞿秋白从桌里拿出他研究中国语言文字问题的原稿，提出里面有关语文改革和文字发音问题来同鲁迅讨论。因为许广平是广东人，他便找出几个字来特意让许发音以资对证。那天上午谈话主题就放在他所写的文字改革方案上。

后来，这个方案几经改动，誊抄完整，瞿离开上海时交给鲁迅一份，鲁迅妥慎保存于离寓所不远的旧狄思威路专藏存书的颇为秘密的一个书箱内。里面还存放着烈士柔石等人的遗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