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潮汕优势
作者：刘仰
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是一个封闭排外的国家。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点，至少是一个以偏概全的说法，或者是一叶障目地固守自己的偏见。中国历史上，陆地方面有西域的丝绸之路、川缅的南方丝绸之路，北方有经恰克图往俄罗斯的贸易线路。海洋方面既有与太平洋西部岛屿国家的贸易，也还有经马六甲至印度、阿拉伯世界、东非的航路。东南沿海的海洋贸易被现代人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今天，中国将两者合称为“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位于广东省东部的潮汕地区至少在千年以前就已经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潮汕地区如何配合国家战略、下好“一带一路”这盘棋，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观察点和新的出发点。
一、文化自信与制高点
潮汕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即唐朝的韩愈(768-824)。韩愈去世后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在当时就颇有名望。需要注意的是，韩愈被贬官到广东任潮州刺史，前后只有不到八个月的时间。韩愈离开潮州后，当地民众将笔架山改名为“韩山”，将笔架山前的鳄溪改名为韩江，以此纪念韩愈。但是，这种纪念在当时和当地并不完全是针对韩愈的历史地位，而更多是针对韩愈在潮州期间对于潮州本地的贡献，例如治水兴农、驱鳄废奴、延师兴学等。
潮州的“韩文公祠”是在韩愈去世近二百年后的北宋初期建立的。这一行动可以视为“唐宋古文运动”的一部分。唐宋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史称“唐宋八大家”，领军人物是唐朝的韩愈和柳宗元，另外六个都是宋朝文人，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时间跨度三百多年。对于韩愈领衔的“古文运动”，我们很难从字面上理解它的历史意义，只有将其放在较长时间段里才能认识“古文运动”的价值。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是因为他反对唐宪宗的崇佛活动。当时唐宪宗派人迎取佛骨，全国上下掀起一片信佛狂潮。韩愈“顶着狂风作案”，他上书认为：供奉佛骨极为荒唐，毫无意义;要求将佛骨彻底销毁，永远根除。韩愈的这一上书与他一贯批评、反对佛教的观念是一致的。求仙信佛的唐宪宗一怒之下差点杀了韩愈，经人劝阻才将韩愈贬到岭南这个当时还属蛮荒的偏远之地。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运动”所对应的中国社会背景就是以佛教为代表的一系列宗教活动的兴盛。
佛教在汉朝时就传入中国，中国本土的道教也在汉朝开始壮大。南北朝时期，鸠摩罗什译经，达摩一苇渡江等只是佛教在中国一系列传播的典型故事，佛教在中国的精英阶层和底层民众那里都得到广泛传播。唐朝被称为开放的帝国，唐初有著名的玄奘西去，武则天号称弥勒佛降世，佛教在唐朝可谓气势如虹。唐朝皇帝姓李，又使得道教被推崇。此外景教(基督教分支)、拜火教(祆教)、摩尼教(明教)、伊斯兰教都在这一时期或更早时期传入中国，使得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本土文化遭遇外来文化的严峻挑战。韩愈以及唐宋八大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
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运动”字面上似乎是要求恢复中国古文的质朴自由，反对骈文的华而不实，事实上承担了两个重大使命：一是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二是政教分离的原则与政教合一原则的较量。这一过程如果从南北朝算起，直到宋朝程朱理学的出现，时间长达六七百年，韩愈是一个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人物。他以尊师重道、建立孔孟学说师道传承为旗帜，牢固树立了中国本土文化的核心地位，从而使得在政教分离原则下以中华文化为核心、融合其他文化，或者使各种不同文化在中华文化的协调之下实现和平共处，从未出现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多次出现的宗教战争。由此建立了中华文明面对众多外来文化而呈现的文化自信，中国的世俗文化获得了文化上的制高点，使得大唐气象恢弘而豪迈，为丝绸之路等中外交往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和基本准则。韩愈本人也因此在宋朝时与儒家其他历史人物一起被列入孔庙，成为儒学祭祀的对象。
二、坐商与行商
韩愈等人在中国历史上为建立中国文化的自信以及世俗文化的制高点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韩愈在潮州落脚，只是一个巧合。但这个巧合出现在潮州，又显得很有意义，尤其是在今天，在提倡和推动“一带一路”的大前提下，这一巧合的意义往往不易被察觉。
当韩愈等人以“古文运动”的名义重新构建中华文化自信，摆正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形成中国本土世俗文化的制高点，它便给丝绸之路等一系列文化、经贸交往带来了一个长久的现象。商业上有“坐商”和“行商”的概念。所谓“坐商”就是等着别人上门来做生意的;所谓“行商”就是主动跑到别人那里去做生意的。由于中国的文化自信牢不可破，其他文化对此也接受认可，再加上政教分离导致中国世俗文化的高峰，自唐宋以来，中国在对外文化、经贸交往上，形象一点说，长期都是“坐商”，也就是说，中国吸引了各国人士来到中国，中国主动走向外面的不是没有，但相对较少。从商业上说，中国的这一“坐商”的身份一直延续到清朝的广东十三行。
潮汕地区地理位置特殊，历史上很少发生或经历战火，长期成为躲避北方战乱的避风港。北方战乱频仍之时，很多北方世家大族迁入潮汕地区，一方面保持了汉族文化的正统性，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潮汕地区人多地少、资源紧张的局面。因此。当天朝上国以全球最大“坐商”身份笑迎万国来朝时，潮汕地区的人们很早就因为没有当“坐商”的条件，成为中国最早的“行商”，背井离乡闯荡海外。千年时光变迁，这一“坐商”和“行商”身份的不同，对于今天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简单区分一下，中国古代的“坐商”角色基本上都是政府行为，“行商”角色基本上都是民间个人行为。与之相反，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行商”大都是政府行为，例如朝贡贸易。甚至明清时期葡萄牙、荷兰、英国的经贸行为都是政府主导的“行商”，包括地位显赫、名声不佳的东印度公司。由此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代，由于具有强大的文化自信和文化高度，中国古代政府一般都采取“坐商”的态度面对陆地和海上的丝绸之路。像潮汕这类特殊地区产生的中国“行商”在很长时间里不被政府重视。实在是由于别的国家纷纷以政府做“行商”，中国政府以“坐商”姿态就能坐拥天下，潮汕等地的“行商”对于政府的贸易需求裨益不大，因而处于可有可无、自由发展的状态。甚至在某些时候被政府压制。
今天，不管怎么说，中国的文化自信已大不如前，虽然当今中国政府正大力重建这一文化自信，但真正要建立起来还需要时日。当今世界的文化制高点，至少在今天看来，也不在中国。因此，今天在古代丝绸之路的基础上重新提倡和建立“一带一路”时，我们面对一个严峻的事实：当今中国不能像古代中国那样舒舒服服地当“坐商”，等着别人上门来做生意;当今中国不得不以政府主导的方式“走出去”。换句话说，古代中国政府忽视和不屑的“行商”，正成为当今中国政府不得不扮演的角色。与古代相比，中国政府的角色与西方国家的政府角色正好颠倒了。虽然随着中国的崛起，这种被颠倒的角色正显示出再次被颠倒的迹象，然而，它也不是很快就能实现的。无论如何，自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以来，一直到五四运动、改革开放，中国官方的现代“行商”姿态是毋庸置疑的。于是我们发现，潮汕地区自古以来一以贯之的“行商”模式，虽然在古代不被中国官方鼓励或被忽视，但在21世纪，以潮汕为代表的“行商”传统几乎与当今中国政府的主导模式完全吻合。由此，也使我们对于潮汕地区在“一带一路”的宏伟计划所能扮演的角色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