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热点]两会代表热议三农

全国政协委员陈锡文：认清两种农业、农村、农民和土地

记者 崔丽 刘刚

　　在3月9日农业界别的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关于分清“两种农业、两种农村、两种农民、两种土地”的发言深得与会委员的赞同。他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如何深化农村改革是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当前农村面临很多问题，但是形成共识，形成改革突破口和路径的最突出的问题，是要从当前中国实际和发展阶段出发，去认识中国的农村改革，在四个方面不能出现偏差。

　　首先要分清两种农业。他介绍，世界上大范围有两种农业，很难简单做类比。第一种是古老的、以亚洲、中东为代表的传统国家农业，发源早，基本特点是人口大量繁衍，人多地少，规模都不大。第二类是新大陆国家农业，主要是欧洲人逐步移民占领土著居民发展起来的，有几百年历史，特点是人少地多，规模大。现在有一种时髦是很多人从南北美洲引进现代农业的概念，认为那才是现代农业，要搞就要搞成那样。可是实际上在中国东北、新疆等个别地方有可能实现，绝大地方相当长时期内不可能实现，要以其为目标，这步路要走错，损失和代价不知道有多大，所以这两种农业区别要认清。

　　其次是要分清两种农村，这是由两种农业所决定的。传统农业国家，农村以村庄为单位进行自治治理，土地在村庄周围，村庄里的人世代相聚，社会结构非常紧密而传统，在相当长时期保持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及国家的稳定。这个社会结构会随着社会进步慢慢瓦解，人会走掉，村庄会变成空心村、慢慢消亡。在新大陆国家，1户农户种几万亩地，农庄相隔几十里路，社区中心在镇上，农场离得很远，谁种都无所谓。要认识到在传统农业国家的农区，村庄在整个社会发展中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两种农村结构性差别大，所以改革要考虑对农村社会结构的影响。

　　第三是要分清两种不同的农民。传统农业国家经营规模太小，收入维持生活很难，达到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很难，要改善生活，就要农闲时间外出打工，所以农民要兼业。新大陆农业可以是专业农户，种的地多，一季下来，收入可以比城市居民高得多，所以不用兼业。

　　第四要分清两种土地，这与土地制度改革关系非常大。最大的焦点是国家征地，农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之后收益如何分配，这个问题仅存在于城镇化地区，只有有可能转为城镇用地的才有这种情况，农村没有这个情况。农村土地有自己的规律，而这个矛盾集中在城近郊区和城中村。现在的突出问题是为了建设用地指标，到农村去，拆农房、并村庄，让农民上楼居住。地票也好、增减挂钩也好，都是为了城镇用地指标。要特别注意工商资本进入农村圈地占地，以待地价上升的情况。”“农村不是搞建设的地方，不得不建设是因为农民自用，搞自用建筑，不能搞商业建设。要在农村鼓励土地适度集中，发展规模经营，推进社会化服务。”最后，他总结说，要从国情、发展阶段出发，理清农村改革的思路。

　　 陈锡文提出：要高度警惕农业出现滑坡

　　作者：高文 吴佩 张凤云 崔丽 来源：农民日报—中国农业新闻网

　　“今年是农业生产的关键一年，一定。”3月7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农业界别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陈锡文发言指出。

　　“去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十连增’，目前农业生产的形势非常好。”陈锡文话锋一转，“需要注意的是，增产的时间越长，也就意味着面临减产的拐点越近。拐点迟早要来，这是由市场规律和自然规律决定的，但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出现滑坡。”

　　陈锡文说，现在的农业形势已经到了非常重要的关头，因为需要进行一些大的政策调整。从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如果政策调整得比较平缓，没有伤及农民的利益，那么农业会继续向前发展，而且会更好地发展，但如果政策调整过急，伤到了农民利益，那一定会让农业生产发生比较大的波折。

　　以价格政策为例，我国对稻谷和小麦采取的是最低收购价政策，而对大豆、玉米、棉花等采取的是临时收储政策，这个政策从2004年实施至今，最低价都翻了一番。另外，由于2008年之后，粮价年年小步快跑，现在大多数农产品的价格明显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这也就使得政策制定的大的前提发生了变化，也就促使政策相应需要进行调整。

　　陈锡文说，在目前的形势下，调整农业政策是必要的，但是价格政策和补贴政策对农民来说，是维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所在，这个事情要算清楚，一定要保证能落实。“农村政策和其他所有的政策相比必须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简单易行。因为你面对千家万户，面对那么多农民，你弄些花得不得了的东西，农民根本也搞不懂，所以你一定要制定简单易行的政策才能拿到农村来用。”

　　“政策调整一定不能伤及农民利益，不能影响农民的积极性，不能使农业出现大的滑坡。我觉得今年是个很关键的一年，无论如何，都要高度警惕这件事情。”陈锡文说。

　　 柯炳生:转基因技术对农业增产增效极为重要

　　 作者：高文 来源：农民日报—中国农业新闻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表示：转基因技术对农业增产增效极为重要　　

　　“转基因技术对于农业增产增效和提高质量,极为重要!”3月4日下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经济、农业界委员联组会议时,当着李克强总理的面发言时说。

　　柯炳生表示,转基因问题本来是个科技问题,但是现在弄得很复杂。世界上可能没有哪个国家,转基因问题受到如此的误解。他觉得现在最误导人的说法,是说“科学家们对转基因问题有争议”。这个说法,让老百姓忧心忡忡。个别人、个别专家并不代表主流,事实情况是,现在主流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在发展转基因问题上没有争议,都支持。去年,61位中科院、工程院院士联名给总书记、总理写信,呼吁支持转基因产业化。说到这里,柯炳生加重了语气,“我不知道还有什么重大科技项目有过61个院士签名?科学家是负责任的!”

　　柯炳生说,作为农业大学校长,经常被人问起转基因方面的问题,无法回避。他通常总是给人家说5句话:第一,转基因技术极为重要,潜力巨大。第二,“转基因产品”是否安全,不能一概而论,要看转的是什么基因。这有点像蘑菇,有的能吃,有的不能吃。所以,政府要进行监管审定。第三,“转基因食品”是经过科学检验、政府审定批准生产上市的,相当于超市里的蘑菇,是安全的。第四,美国是转基因食品消费最早、最多的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安全问题。其他国家也没有。第五,世界上与食品安全有关的所有权威机构,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美欧日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各国的科学家学会组织等,都对已经上市的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没有争议。

　　我们国家每年进口国外大量的转基因大豆和玉米,敞开进口人家的,我们自己不种说不过去。如果我们国家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继续迟疑不决,将对我国未来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柯炳生说。

　 　钟南山代表——关闭活禽市场要慎行

　　 作者：李海涛 来源：农民日报—中国农业新闻网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说，在广东，绝大多数禽鸟养殖集中的地方、甚至在农户家里养殖的禽鸟的H7N9病毒检出率是百分之零点零几，到市场是2.6%，增加了100多倍，说明市场是一个感染的主要原因。

　　钟南山说，因为和H5N1不一样，H5N1是禽有病，人也有病，大家心甘情愿地把鸡杀了，人也防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鸡没病，人得病，对搞农业、搞禽类养殖人来说，就会问凭什么把我的鸡杀掉，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有矛盾，有看法，而且这涉及到中国几百万养禽人的事业。”

　　现在H7N9在全国多地有发生，它的特点就是所谓的散发。什么叫“散”？钟南山解释，散的意思是他们之间没有互相的联系，一个一个发生的，这个情况就意味着没有人传人，如果有人传人就不是散了，就是有互相联系了。“发”是什么意思？还是发生，发生是说还是有传染源，但是这个传染源从哪儿来？现在看起来，我们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传播途径，“但是现在从流行病学的看法，80%以上都是在禽的市场，我强调的是市场而不是禽，是在市场上出现感染的。”

　　既然有80%以上是在市场里得病的，那么如何控制市场？钟南山介绍，控制市场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关闭市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举动。这个问题要认真考虑，因为这涉及到很大一批禽的产业。现在的做法是，多数的地方采取“三个一”，一周一清扫、一月一消毒、一月一休市，经过一段时间好好清理以后再开。“广东现在就是这样，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现在关键是控制好禽的交易市场”。

　　钟南山表示，H7N9病毒截至目前没有出现人传人现象，但“疫苗种子”已经准备好，一旦基因突变到人传人，就会大规模生产。

　　 将H7N9禽流感更名为“H7N9流感”

　　作者：刘刚  来源：农民日报—中国农业新闻网

　　全国政协委员高鸿宾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言时提出：将H7N9流感称为禽流感，是对家禽养殖行业的重大打击，这种流感病毒的命名存在重大失误，加一个“禽”字，家禽业造成经济损失已超过1000亿元。

　　高鸿宾介绍说，自2013年3月31日上海首发H7N9禽流感后，国内家禽业已造成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元，对许多养鸡场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许多养殖户欲哭无泪。但2013年农业部在全国抽查了163万份样本，仅发现88例阳性，没有一例是从养殖场抽查出来的，大部分是从禽类交易市场查出来的。

　　他说，目前已经确诊的H7N9型流感患者347例中，并非所有的患者都有禽鸟接触史。广东省从事家禽养殖从业人员，包括兽医没有一人得病，全国有7000万家禽从业人员，其中发现H7N9患者微乎其微。目前该流感的病毒来源、传播机理等尚不明确，不能盲目将其命名为禽流感，这对家禽行业是不公平的，给其带来的打击却是毁灭性的。

　　他建议，将H7N9禽流感改称为H7N9流感。同时他还呼吁，政府要加大对家禽养殖业的扶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