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苦修“隐身术”，不如权力进“笼子”

近期，武汉市党政代表团到深圳考察，收获之一是：深圳市政府苦修“隐身术”，企业需要时及时出现，企业不需要时离远一点。迈瑞生物首席行政官王建新，谈起政府如何鼓励企业创新时，对深圳政府部门与企业保持的“距离”感受最深刻，“你不需要的时候，政府绝对不来找你，你有困难时，找政府绝对能办成事。”（3月30日《长江日报》）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这里诞生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腾讯、华为，还有新兴领军企业“深圳大疆”，应用到全球190多个国家的“迈瑞生物”等，这恐怕与深圳市政府苦修“隐身术”，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有相当大的关系。

但在长期计划经济的背景下，政府的权力有时是不以政府的良心为转移的，它对于社会资源配置和生产力发展，仍然有着一种干预的惯性，会不由自主地膨胀。你让一级政府“壮士断腕”，之所以很多人不相信，是因为政府权力跟人性一样，它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从已经打掉的“老虎”和拍死的“苍蝇”看，权力理性只是一种理想追求。

即使是号称“弱”政府的深圳，去年不是也悍然发布了紧急“限牌令”吗？放下这个政令是不是侵犯了市民某方面的权利不说，它肯定使当地汽车商的经营发展直接造成了不利影响。政府的干预是企业请来的吗？是企业所需要的吗？不是，正是政府权力没有得到法律有效监督的一次任性。

所以，深圳市在向外输出“隐身术”经验时，面对反复热议的“限牌令”，内心应该是发怵的。它说明，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不能全指望政府自身的自我修为，也不能责怪市场为什么不更任性一点，它必须有超脱于政企之外的力量加以制约，那就是法律。

一级政府能否慎用权力，从中国的法治构架来看，主要看人大的作为，因为人大是宪法和法律执行的监督机关。在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人们是很少看到政府执政的运作过程的，暴露在公众面前更多的，是议会的讨论、议员的争辩、议案的表决等具体操作过程。如果没有人大或者议会的“上位”，政府的“隐身”是不可能长久或牢靠的。

市场的经济规律一般是自发的，政府的服务一般是自觉的，然而，跟人性光辉不能无限放大一样，对政府理性也不能期望过高。仅仅靠市场的自发和政府的自觉，这两种力量不会必然地相得益彰，必须有法律作为一个底线来确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框架。保证一方政企的最佳状态，必须把权力关进笼子，也少不了人大的监督。（易国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