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青花瓷（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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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卡帕多西亚地区的青花画工，小亚细亚地区模仿中国青花瓷的技术在15世纪成熟。

图中左侧为13世纪中期伊拉克北部制铜嵌银扁壶，右侧为15世纪早期景德镇制青花缠枝莲扁壶。现藏于美国弗瑞尔美术馆。

在历史长河的演变中，艺术作为人类智慧的璀璨结晶，不仅映照历史的风貌，也会引领未来的发展。在四大古文明中唯一延续下来的中华文明，更是创造出无数令人称赞的艺术瑰宝。翻阅整个东亚艺术史，中华文明的影响无处不在。然而在当今的艺术研究中，这种单一的文化中心发源说受到诸多挑战，似乎在今日的语境内这种文化之间的传统羁绊已被打破和解构。历史时期的中华文明曾多次遭遇异域文明，相互间既有碰撞，更有融合。从大艺术史的角度观察，不同文明的融合和碰撞不仅可造成社会、经济运行结构上的变化，亦必激起艺术创新的波澜。以青花瓷为例，诸多学术研究和考古发掘均表明，异域文化对它的影响未曾歇止，它的创造和发展历程，深受伊斯兰文化因素的影响。

从汉代开始，因商贸活动而兴起的丝绸之路断断续续地联系着中华文明与两河流域文明。唐代制作的三彩陶器中便拥有大批异域商队的形象。然而，对于娇贵的瓷器而言，陆路丝绸之路太漫长了，且历程过于艰险，商旅们不太可能沿途携带数量庞大的瓷器。因此之故，自10世纪起，一些伊斯兰商人便通过海路，将大批绿釉瓷和影青瓷运至埃及和波斯进行销售。近些年来，叙利亚、埃及和伊朗出土的大量中国瓷片可以作为明证。南宋时期，由于陆路丝绸之路通道被迫切断，海上开辟的贸易通道开始更加昌盛。这条通道不仅缩短了旅途距离，也便于扩大贸易规模，大大地降低了贸易成本。彼时，南宋经济端赖于海上贸易的支持。据记载，海上贸易带来的收益至少占南宋经济收入的20％，广州和泉州成为陶瓷出口的重要港口。

历史上这种基于经济需求而开展的贸易交流，为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1219年开始的蒙古汗国第一次西征，亦间接地推动了两种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双方相互交换、学习、吸纳对方相对先进的文化与技术。此间，伊斯兰文化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本土陶瓷制造业的发展潮流。璀璨的元代青花瓷得以崭露头角，正是受惠于对两种不同文明先进技艺的撷取。

早在两宋时期，江西的景德镇在漫长的技术演变中便开创了瓷土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伊斯兰世界受到宋瓷影响，也开始改良釉面和纹饰。在伊斯兰世界，钴料被大批量用于装饰。早在公元前4500年，埃及工匠便使用钴料装饰器物，美索不达米亚的玻璃制造产业也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使用钴料装饰玻璃器，而波斯地区则在10世纪左右大量使用钴蓝釉装饰陶瓷。这种钴蓝不仅仅是基于审美和自然资源的差异，更包含了浓厚的宗教色彩。稍后，由于伊斯兰世界对于中国瓷器的需求，新的器型和纹饰日益被景德镇的工匠熟练掌握，钴料也经由不同通道进入中国市场。这种青蓝色的颜料被称之为“苏麻离青”，可能为波斯语“Samawi”或“solaymānī”的音译，前者意为“天空之色”。显而易见，有元一代，两种文明在制瓷工艺上开始融合。

“二元配方”的优势之一是高温烧造提升胎体韧性，以便制作大器，加上钴蓝釉下彩的工艺，使得中国出产的瓷器在伊斯兰世界需求量大增，且颇受皇家器重。从14世纪开始，帖木儿帝国的统治者便拥有为数可观的中国瓷器。奥斯曼帝国的皇室更是在随后建立了独一无二的托普卡帕皇宫瓷器收藏。元代之后，青花工艺日渐成熟，器型纹饰渐渐融合，元曲故事和祥瑞图纹等开始出现于青花瓷之上，青花瓷成为世界文明融合的重要体现。

今天，我们驻足青花瓷前，依然可以追寻当年文明交流的踪影：大盘、大碗等器型皆源于伊斯兰世界，又在中国瓷器上发扬光大；以同心圆放射性展开的布局，用几何图形模仿金属器、玻璃器、染织、缠枝花卉、团花纹等多层次装饰绘画的技巧也和伊斯兰文明密不可分。立体的瓷器在新的绘画题材和构图装饰下，更增加了另外一个维度空间，钴蓝与白胎相得益彰，越发绚烂艳丽。

中国在历史上曾经闭关自守，但是中国艺术却从不孤单。在文明的碰撞下，不同地区的艺术往往互融互鉴。正是就此意义而言，青花瓷艺术不仅是中国艺术的瑰宝，更是世界文明史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