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人来自哪里：本土起源，还是出自非洲？

　　东亚人的起源之争，有两种主要假说：“非洲起源说”与“多地起源说”。日前，中科院研究员高星发表文章，从考古证据的角度支持东亚人本土起源假说。

　　现代人类起源的两种主要假说

　　东亚人从哪里来？日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在出版的最新一期《人类学学报》上，刊登了题为《更新世东亚人群连续演化的考古证据及相关问题论述》的文章，从考古证据的角度支持东亚人本土起源的假说。支持这一假说的学者以中科院院士吴新智为代表。他们认为，从化石形态学等证据看，东亚人的演化从未间断，不过与来自其他地方的人群发生过基因交流——这就是“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学说。不过，分子生物学家认为，东亚古人类演化曾经在距今10万—5万年前出现过中断，从非洲迁徙过来的“现代人”才是我们的祖先，

　　从人类演化过程和解剖学角度上，“现代人”被称为“晚期智人”，他们拥有与现时地球上人群大体一致的肌肉与骨骼构造、大脑重量与结构，其行为方式有别于之前的人类。

　　学术界长期以来普遍认为，人类最初起源于非洲，演化到直立人后，部分群体在大约200万年前走出非洲扩散到亚洲和欧洲，进而演化成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

　　学术分歧出现在从直立人到晚期智人的演化过程——这种演化在各地区是连续的，还是被替代的？

　　在现代人的起源上，有两种主要假说：“非洲起源说”与“多地起源说”。“多地起源说”认为，世界上四大“人种”都与本地区更古老的人群不可分割。“非洲起源说”则认为，非洲是现代人唯一的起源地，现代人类（即晚期智人）是有别于直立人和早期智人的一个新的物种，大概在20万-14万年前起源于非洲。这种观点得到了分子遗传学证据的支持。

　　A.考古证据：东亚人本土起源

　　高星在《更新世东亚人群连续演化的考古证据及相关问题论述》中，综合、系统地对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材料、特别是近年来的一些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并结合古环境信息与人的社会属性，支持东亚人本土起源的假说。

　　高星从石器原料特点及开发利用方式、石器制作技术、区域文化传统的传承、石制品类型和形态及组合特点等四个方面探讨了中国旧石器文化体系，认为东亚旧石器时代文化自更新世早期至末期一脉相承与连续发展，表明人群是薪火相传的。

　　“有些人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中辨识出一些‘西方元素’，这可能被看成外来文化及其人群对本土文化及其创造者替代的证据。”高星驳斥了这种说法，认为一些所谓的“西方元素”其实是个别学者错误的认知，实则是本土文化的变异。有人认为秦岭地区出土的手斧组合有西方阿舍利体系（一种制作工艺）的特征，但两者之间有很大的时空距离，“也就是说这些手斧不能代表大规模的西方人群的迁徙和对本土人群的置换；如果硬要在二者之间建立传承关系，就会发生关公战秦琼的荒唐故事”。

　　有学者认为，在东亚的考古材料中并没有发现10万—5万年前的遗存，并推测这是因为东亚这一段时间处于冰期，不适合生存，因此土著人全部灭绝。但高星说：“在许家窑、大地湾、织机洞等一批遗址中，都找到了这个时段内人类生活的印记，说明即使在冰期的气候条件下，东亚人类的演进也从未中断过。”

　　高星说：“我们认为远古文化交流是存在的，但‘西方文化因素’从来没有成为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主流，更没有发生过对土著文化的置换，其过程是融合而非替换。”

　　B.分子遗传学证据：现代人类基因组的主体“出自非洲”

　　直到目前，分子遗传学的证据依然显示，虽然走出非洲的现代人类可能和欧亚大陆的原始居民发生了基因交流，但现代人类基因组的主体依然来自非洲。

　　中科院昆明动物所研究员宿兵长期从事东亚现代人的起源、迁徙与适应性进化研究。他说：“从遗传学的证据看，现代人主要还是非洲起源。”他介绍，目前的研究发现，现代人不同大陆群体之间的基因组差别很小。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这种差别可能是由两个主要原因造成的，一是随机的遗传漂变造成，二是可能因为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与自然选择有关。“但是，绝大部分的基因变异在各大洲、不同人种上都有出现，只不过是频率不同。”

　　宿兵说：“原来的观点认为，两者是完全替代的关系。不过近来的一些证据证明，走出非洲的人类和欧亚大陆上的原始居民可能有一定的基因交流。但是，根据目前的遗传证据，这种交流程度非常有限，如果用百分比来算，不会超过5%。”

　　复旦大学副校长、遗传学家金力院士也支持这种观点：“遗传学证据表明，走出非洲的人类和当地古人类在基因上有融合，虽然比例非常小。但由于样本的缺乏，很难确定这种融合发生在东亚。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发生在中东地区的可能性更大。”

　　金力说：“我们认为，现代人类基因组的主体来自非洲，人类的祖先与欧亚大陆上的原始居民的偶遇使他们很快适应了陌生环境，这些新发现使‘非洲起源说’和‘多地起源说’得到了一些调和，也开启了在现代人基因组中追溯古人遗迹的古今对话新时代。”

　　记者手记

　　不要让芜杂的噪声干扰正常的科学活动

　　不知为什么，在理性的学术之争外，总有一种不和谐的声音——如果你支持本土起源，那就被归为“不懂科学、妄自尊大”；如果支持“走出非洲”，那么就是“卖国贼”。这两顶“高帽子”让科学家不堪其扰，甚至被压得喘不过气。

　　科学，从来都是在争论中趋向真理。这并不是一道简单的是非题，而是一个伴随着科研手段不断进步、科学材料不断丰富的不停的修正过程。错误或正确，对科学而言，都是一种贡献。我想任何一个负责任的科学家，看重的都是证据，从来不会让个人喜好左右判断。

　　东亚人的起源之争，并不是科学家的意气之争。搞清楚这个问题，关系到全人类的福祉。就像金力在《流动的基因》（见本报6月26日《新知》版）一文中所说，搞清楚这一点，将“为进一步精细刻画东亚人群遗传多样性的特征建立理论架构，为深入理解人类性状和疾病的遗传易感性与环境适应的关系提供大量的直接线索，为人类重大疾病的遗传学研究提供重要依据和新的策略”。高星也认为，遗传学对研究人类演化和现代人起源至关重要，但突破点应该是对古人类DNA的提取和分析。从现生人群的遗传变异做溯源推导，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但在将来，古人类学和遗传学研究一定会殊途同归。

　　请不要让芜杂的噪声干扰正常的科学活动，让科学家在正常的科研氛围中，探寻自然的真谛。（本报记者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