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粟特商人推动了丝路贸易
[ 摘要 ]有个文献是“称价钱”文书，即高昌王国向市场上买卖双方征的商业税，上面有“买丝五十斤”等内容。买卖双方几乎都有康、安、曹、何等明显的粟特姓氏。
一些人常常问：丝绸之路上进行的大多是小额贸易？谁是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商人？丝绸之路上唐朝官府如何管理丝路贸易？
11月30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在首都师范大学发表题为“丝路出土文献所见的丝绸之路”的演讲，他通过解读部分吐鲁番出土文书和敦煌文书后认为，我们不能仅仅依据出土的商业契约来推断丝路上的贸易规模，商业契约毕竟只是贸易最终完成的末端文献。吐鲁番出土的称价文书表明，当时的高昌国内已有较大规模的丝织品市场，而贩卖丝绸的商人是粟特人，这一群体人数众多，他们有的在中国定居，并诞生一批名人扬名后世，比如安禄山。
胡俑
一、丝绸之路上，粟特商人做的是大买卖
1、粟特商人在丝绸之路上形成聚落，带来奢侈品、贵金属、人口、牲口，运走丝绸
出土文书记录了丝绸之路东西传播的商品种类和商贸情形。
1907年，斯坦因在长城烽燧下面发掘到一个麻布邮包，包里装着八九封信。信是从敦煌、酒泉、武威寄出的。保存得最好的是二号信札，信上说匈奴人打进洛阳，皇帝都跑了，我们商人饥寒交迫快死了。写这信的人是以武威为大本营的粟特商队首领。
粟特人做生意往往会结成商队，到了一个地方停留，形成聚落，商队首领叫“萨保”。粟特商队留下一拨人，一拨人又往前走，在丝绸之路上形成贸易网络。写信的这个武威粟特商人讲到，他派了一些商人到邺城去做生意，又派了一些人到洛阳、兰州、酒泉、敦煌。我们曾经认为，粟特商人一般是自西向东做生意，文书告诉我们，粟特商人是以一个地方作大本营，向四面八方分散着贸易。
粟特文古信札
商人倒来的东西主要是金银黄铜等贵金属，还有香料、药材，倒出去的最主要的就是丝绸。
此外，粟特商人还是人口贩子。商品单子里有很多小姑娘和小男孩。为什么长安城里有那么多胡姬？这都是他们倒来的，所以唐朝市场里有个“口马市”，口是人口，马是牲口，一起卖。
有份文书是天宝二年的交河郡（今吐鲁番）市估案。唐朝市场管理体制是，商品上市前要估三个价，上中下三个价钱，估好后写成文书报给官府，官府说可以，你就买卖。再把价目放到市场里。其中有帛练行、綵帛行，专门卖丝制品。当然也有口马行、蔬菜行等等。
这些东西主要是卖给粟特商人，所以，你不能说吐鲁番文书说没有商人做买卖的记录，就说此地不存在商业交易。吐鲁番的普通老百姓能经常逛这么高档的丝织品商场吗？还不是商人来买。
有个文献是“称价钱”文书，即高昌王国向市场上买卖双方征的商业税。上面有“买金九两半，买银五斤，买药一百四十斤”，“买丝五十斤”等内容。我们注意到，买卖双方几乎都有康、安、曹、何等明显的粟特姓氏，也就是说运商品来的是粟特商人，当地收商品的也是粟特商人。商人们收了之后再倒卖，倒一笔赚一笔，各赚各的，一个商品从吐鲁番运到长安，转了好几手。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2、一个粟特商队首领背后必定是一个大商队，北齐与北周曾依靠他们做生意，相互竞争
第二，我们注意到，这些做买卖的有部分是批发商，做的是大买卖。我们不能按照后来成交的契约，来判定买卖的规模。那些文书是商品购进之后，分散到市场上卖给个人，才形成的。这是批发之后，下一步的事。这个商队的规模，怎么运营，我们还得用文书做合理的推论。
称价钱文书跟粟特文古信札记录正好相符，文书上记着运来的是奢侈品、贵重金属，拿走的是丝绸。我们看到一个萨保，不能理解为个体，一个萨保必定是一个商队，这个商队没有上百人，根本不敢翻塔什库尔干（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位于喀什地区）的那条路，如果只是几个商人，早就被强盗干掉了。
粟特商人是国际商贩。北齐跟吐谷浑做生意，是让粟特商人做的。结果粟特人过凉州武威的时候，被另一个在北周当官的粟特首领给侦查到了，半路抢劫，获“商胡二百多人，杂采上万匹”。这能是小的商队吗？这还只是从山东跑到青海的人。
胡人遇盗图
二、唐官府会对丝绸之路上的商人进行登记
1、两个商队同时来到西州申请过所，唐官登记商人年龄，给予汉名，同时留下60岁的人
吐鲁番唐朝文书里有很多商队请过所（通行证）的材料，商队通过关城时，唐朝官员要查验过所。武则天垂拱元年，有两拨商队在西州申请过所，一拨来自粟特，一拨来自吐火罗斯坦（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他们没有走平常的塔里木盆地南北道，因为吐蕃和唐朝在此激烈争夺四镇。他们从伊犁穿越天山谷地，沿阿拉沟到吐鲁番盆地。他们说半路上没有遇到任何唐朝的关卡，所以到西州，才请过所去长安。西州官府把两个商队重组，留下超过60岁的，不让他去长安。官府备案时，写上他们的年龄和名字以及贩运的商品。粟特商人在汉地使用的名字，多是粟特语音译而来。粟特人安禄山的原名是“轧荦山”，他进汉地注户籍时，就叫安禄山，加了个“安”作为姓。这个文书里有个商人叫“吐火罗拂延”，估计是唐朝官吏找不到合适的名字临时取的，后来入华的吐火罗人都姓罗。
称价钱文书
萨珊银币
2、一个审判记录表明，依据过所登记，唐官能在西域随时侦查到证人行踪
吐鲁番文书里有一份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的审判记录，说粟特商人曹禄山控告一个汉族商人，汉商的辩词所讲内容不一样，高昌官府审出来了。可惜后半截故事，文书给丢了，我们不清楚最终结果。
前半截的故事很清楚。故事说曹禄山的哥哥和汉族商人都有长安户口，他们从长安结伴到弓月城（今新疆伊犁地区）去做生意。在弓月城，汉族商人向曹禄山的哥哥借四十匹绢，另两个粟特商人可以作证。汉族商人和曹禄山的哥哥一路南下走到了龟兹（库车），恰好遇到唐朝和吐蕃打仗，就退到了西州（吐鲁番）。这时，曹禄山跑到了弓月城去找哥哥，发现哥哥不在，一路南下到库车，发现库车他也不在，又奔到高昌，发现哥哥没了。曹禄山控告汉族商人，说他杀死了哥哥，私吞了四十匹绢。
官府开始侦查。那时唐朝安西都护府虽然撤到了西州，但在658年灭掉西突厥之后，北疆地区就已经开通道路、设置馆驿。过路行人路过馆驿都得登记。查询记录，官府就能知道曹禄山的哥哥什么时候失踪，在哪个驿站不见的。这也是它敢于接案子的原因之一。官府很快查明，能作证的两个粟特商人，到弓月城以西做生意去了，有能力把他们找回来。案子处理结果尚不可知。但文书让我们看到当时丝绸之路的历史画面，看到从长安到葱岭，再到天山南北的商业贸易形态。
三、僧人特别喜欢与商人结伴，商人可以供养他，他可以传教，人多也壮胆
丝绸之路上除了商人之外，僧人也是这条路上的一大群体。
玄奘是丝绸之路上的伟大使者，可他在路上差点儿被官兵射死。敦煌文书里有个《大唐西域记》抄本，抄本作者是一名要去西天取经的僧人，他拿《大唐西域记》作为旅行指南。这份文献的背面是摩尼教的经文。当时纸张珍贵，会反复使用，很多佛经的后面写着僧人的日记。
有个在唐朝学习生活的新罗僧人慧超，他在开元初年（713年）从海路去了印度，开元十五年（728年）回到安西，留下三卷《往五天竺国传》。这个旅行记填补了从义净（635—713）到悟空（731—812）之间，盛唐时期丝绸之路的基本状况。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那个时候大食已经打来了，突厥也南下了，唐朝势力还在，中亚哪个国家是谁管，在慧超的旅行记里非常清楚。我们可以根据他的旅行记画出中亚的政治势力版图乃至宗教势力版图。
唐朝控制中亚之后，道路非常安静，从沙州一直到西州这段路不会有任何危险，粟特商人不用结大的队伍。结成大队往往是要过像塔什库尔干山间的小路。乃至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探险队抢完金银财宝，过山路时也要雇哥萨克的兵来护卫。
过某种崎岖之地的时候，一定要成群结队，这是丝绸之路上的常态。玄奘回来路上过葱岭，也曾经被选作商主。佛教僧人、基督教、犹太教的传教士为什么喜欢与商人一块儿？因为商人可以供养他，他可以给商人做思想工作，而且能结成队伍过最艰难的路。
四、丝绸之路上传播的多元文明，玄奘未必能够正确理解
出土文献展现了丝绸之路上传播的文化。
文书里、典籍里看到的丝绸之路的文化面貌，远远比我们现在知道的丰富。
《汉书》与《唐书》的《西域传》说，当时西域各城邦胜兵有多少，离长安有多远，有哪些基本物产。朝廷知道你胜兵多少，就能算出可以发多少兵去打你；知道道路多少，就能算出需要多久才能够打到你。这是从王朝角度记录的信息。至于哪个地方讲什么语言、看什么书，汉语典籍里没有记载。玄奘倒是有记，但他是中原大乘佛教的教徒，看不起那些小乘佛教的和尚。他到了龟兹，那里的国王请国师来与他辩论，他夸耀说，几句话就可以把那人辩倒。他完全是以大乘佛教的眼光来看小乘佛教。
实际上应该不是这样。我们必须从出土文献来看当地的文化是个什么情况。
上世纪90年代阿富汗出土了最早的一批佛教写经，用佉卢文字母写的。我们知道塔里木南道基本上是大乘佛教，北道基本上是小乘佛教，小乘佛教大多数是用焉耆语和龟兹语、梵文书写的。
克孜尔壁画都是小乘佛教故事：商人在黑暗中走不出去，迷路了，一个菩萨把两支胳膊点燃，把商人引导出峡谷。这个菩萨就是释迦牟尼的前身。现在研究克孜尔石窟的人大部分用汉译佛典（大乘佛教）去比对。但我觉得应该用北道出土的佛典去看。大乘和小乘毕竟说不到一起去，所以可以想见，那个自夸的玄奘没有理解当地的文化。
唐朝的势力进入后，汉译佛典进入到了西域，我们在文书中看到了《金刚波若波罗密经》、《妙法莲华经》《维摩诘所说经》的残片，为什么恰恰是这些经的残片留存下来了呢？这正好说明这就是唐朝最流行的几部经典。
不仅仅是佛教，从吐鲁番出土文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还有摩尼教、基督教。各种宗教、各种文化、各种艺文、各种技术都在丝绸之路上流淌，有的是在文书中有反映的，有的是文书中没有反映的。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用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文书构建一个丰富多彩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