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内谁绰号“老板” 文革周恩来为其写证明？
核心提示：熊瑾玎，1886年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医生世家。在党内长期被称为“老板”。经他手的钱款不可胜数，但他一家却始终清贫。“文革”来临，周恩来为他写证明材料——“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这应该说是党所给予他的最好评价。
熊瑾玎 资料图
本文摘自：《辽沈晚报》2009年5月13日9版，作者：王树人，原题为：《革命史上“弄假成真”的著名夫妻》
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战争时期，一些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员，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假扮夫妻迷惑敌人。由于双方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产生感情后，经党组织批准，就“弄假成真”变成了志同道合的真夫妻。
王士光和王新
王士光，原名王光杰，是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的四哥。 1915年生于天津。 20世纪30年代先在北京大学数学系读书，后转到清华大学电机系，学无线电专业。 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天津组建党的秘密电台。他是八路军的“电讯大王”，也是新中国电信工业的开路先锋。
王光杰到解放区后，改名王士光。曾任冀察热辽军区无线电中队机务主任，晋冀鲁豫军区、华北军区通信处副处长。 1947年组建邯郸广播电台及时接替陕北广播电台工作，曾获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的特等功臣奖章和锦旗。建国后，历任中央军委电信总局工业管理处处长，第二、第一、第三机械工业部无线电工业管理局副局长，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电子工业部总工程师，中国电子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北京市电子学会第一届理事长，国防装备委员会技术顾问。是中共八大代表。
王新，原名王兰芬。 1921年出生在辽宁兴城一个颇有名望的官绅家庭。1936年考入河北女子师范学校附属中学读书。就在这一年，年仅15岁、还是中学生的王新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新入党后的第二年，“七七事变”爆发，平津沦陷，王新留在天津，除了继续在学生中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外，还与中共北方局保持着联系。 1938年夏，王新向党组织要求去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不久，和王新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张洁清（彭真的夫人）通知她到河北省南宫县抗大分校学习。王新以为将要奔赴根据地，顿时热血沸腾，准备投身抗日烽火中，但却被调到天津和王光杰假扮夫妻。
王光杰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时，结识了中共党员姚依林（建国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姚依林在1936年后，出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
1938年8月，中共北方局需要在天津建立秘密电台。当时化名姚克广的姚依林知道王光杰精通无线电技术，以前在家中组装过无线电台，而且工作热情高，是筹建天津秘密电台的最佳人员。于是，1938年8月20日，王光杰被姚依林从北平“招”到了天津。同年9月，姚依林安排王光杰在天津英租界伊甸园建立秘密地下机关，设置电台。为了掩护秘密工作，姚依林调来一位女中共党员和王光杰装扮成夫妻住在那里。这位女党员就是王新。
姚依林按照地下工作的惯例，为王光杰、王新分别取了化名。白天，化名吴厚和的王光杰在天洋商场其同学开办的一家电料行当技师，修理收音机。这样不仅可以掩人耳目，而且容易搞到电台所需要的电信器材，而化名黄惠的王新则终日在“家”料理党的地下机关事务。在几个月的战斗生活中，共同的理想和使命将他们紧紧联结在一起。当王光杰生病时，王新像真正的妻子那样不怕脏不怕累日夜守护着王光杰；为了减轻王光杰的工作压力，从没有接触过无线电的王新也学会了发报。渐渐的，爱情的种子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扎下了根。经中共地下组织批准，他俩于1938年12月26日正式结婚。
1939年8月，上级命令撤销秘密电台后，王新和王光杰一同离开天津，奔赴平西革命根据地。王光杰改名王士光，担任冀察热辽军区司令部无线电中队机务主任。王新则去了房山、涞水、涿县一带开展妇女工作。不久，由于战场形势的变化，夫妇之间失去了联系，但他们始终爱情专一地互相等待着。直到1947年底，断绝音信长达八年的王新和王光杰才重新相逢。王新在组织的安排下，穿过一道道封锁线，越过几个解放区，终于回到了丈夫身边。短暂的团聚后，这对革命夫妻又开始投入到新的战斗生活中。
新中国成立后，王士光继续为人民通讯事业呕心沥血，王新则被分配到北京邮电设计院工作。“文革”开始后，在那个黑白颠倒的时代，身为王光美胞兄的“特等功臣”王士光也被打成了“里通外国的特务”，被关进监狱长达七年之久。王新一次又一次地为丈夫申诉，拒绝写任何“揭发”材料。幸运的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1974年，王士光恢复了自由。这年国庆节，他和王新一起应邀参加了国庆招待会。 2003年6月24日，王士光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熊瑾玎和朱瑞绶
熊瑾玎，1886年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医生世家。在党内长期被称为“老板”。经他手的钱款不可胜数，但他一家却始终清贫。“文革”来临，周恩来为他写证明材料——“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这应该说是党所给予他的最好评价。
熊瑾玎曾参加毛泽东等组织的新民学会，在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担任过教导主任。曾为毛泽东、何叔衡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筹措了旅费。 1927年“马日事变”后，遭反动派通缉，于10月逃亡汉口，并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时刻，经郭亮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任会计。后至湘鄂西苏区，任宣传教育部长兼苏维埃政府秘书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华日报社总经理、《晋绥日报》社副总经理、解放区救济总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至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
朱瑞绶，1908年生于湖南长沙。 1924年入长沙女子师范读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株州搞了一个时期的铁路工人子弟教学和职工家属工作后，因“马日事变”转入地下。 1928年夏天到了上海。不久，也调到了中央政治局机关。
1928 年，熊瑾玎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任会计，负责筹措经费，并奉命建立了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机关。由于对外用“福兴”字号老板身份掩护党中央秘密机关，做经营湖南土布土纱的生意，因此同志们便戏称他为“熊老板”。周恩来提出，必须调一位女同志配合熊老板的工作，组成一个“家庭”。组织上推荐了三位女同志，请熊瑾玎考虑选择。
这一年，熊瑾玎已经42岁了。经过慎重考虑，他选择了在武汉救济会工作的朱端绶女士。朱端绶是熊瑾玎的同乡，又是他在长沙女子师范教书的学生。几个月前，他们曾在汉口一道照顾病重的徐特立。朱端绶的纯真、机敏和干练，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熊瑾玎和朱端绶逐渐加深了了解，产生了感情。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批准了他们的婚事。 1928年8月两人正式结婚。
1931年，因顾顺章叛变，中央机关搬迁，熊瑾玎和朱瑞绶先后去湘鄂西苏区工作。第二年又回上海，二人同住中央交通机关。 1933年4月8日，熊瑾玎去法租界给贺龙同志的家属送生活费。这时，贺龙同志家属已被逮捕，熊瑾玎被守候在那里的法国捕房捕去。熊瑾玎被捕后，根据党的指示，朱瑞绶积极设法营救，她找了宋庆龄，请了史良、唐豪、董康等律师。在第二次开庭时，朱瑞绶经组织同意随史良前往探望，不料在候审室门口被叛徒徐锡根指认，也遭拘押。朱瑞绶被关押了八个月，终以无罪获释，而熊瑾玎却被判了八年徒刑。 1937年，随着抗日高潮的到来和国共合作形势的发展，周恩来委派毛泽民到上海探视和营救熊瑾玎。饱尝了四年零五个月的铁窗生活以后，熊瑾玎终于在抗日战争的炮声中获得了自由。从1938年起至1946年止，一直在重庆任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总经理，朱瑞绶也在报社工作。
1966年初，熊瑾玎80岁诞辰时，周恩来总理特地带着邓小平送给自己的两瓶绍兴花雕陈酒为他祝寿。 1973年，熊瑾玎病危且已不能说话，周恩来不顾自己重病在身仍亲去医院看望。熊瑾玎于1973年逝世，享年87岁。著有《革命老人徐特立》，出版有《熊瑾玎诗草》。
（据《党史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