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谈毛泽东眼里的中国抗战

　　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抗战的杰出领导者之一，对中国抗战的深远历史意义作过一系列精辟论述。重温这些论述，不仅对全面理解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十分有益，而且对澄清战后几十年来一些国家史学界对中国抗战所作的种种不符合实际的评价也很有帮助。

　　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

　　1939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英译本序言中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事实正是这样。中国的抗战不仅仅是为了保卫一个民族的生存、谋求一个民族的解放而进行的战争，而且是为了维护东方安宁和世界和平而进行的战争。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尖锐起来。为了摆脱危机，资本主义国家挑起了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战争。日本于1931年9月首先占领中国东北三省。接着，意大利于1935年发动对亚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战争。1936年，德国和意大利又对西班牙采取侵略行动。1937年7月，日本对中国开始大规模入侵。然而，这些侵略行为并不是日、德、意三国的最终目标，而只是它们争夺世界霸权的必要准备。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10月的一次报告中作了透辟阐述。他说：“中国、亚比西尼亚、西班牙、奥地利、捷克等国，都是半独立国家或小国，日德意诸国就拣了这些肥肉先行吞蚀。”其目的是“企图使自己先行壮大起来，同时即是使各大国削弱起来，再与各大国作战”。由此可见，中国的抗战首先起着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壮大起来”的作用。

　　可是，当时西方一些国家为了保住一己私利，在没有遭到法西斯国家直接进攻之前，不但拒绝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正义事业，而且纵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毛泽东同志对于英、法、美等国的这种利己主义政策进行过多次揭露和批判，并反复阐述中国抗战同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不可分割的思想。1936年下半年，他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作过一次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的谈话。他一方面肯定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所表现出的深切同情和慷慨援助，另一方面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也有一些目光短浅的美国政治家以为中国的灭亡与他们无关。我们共产党人认为这是一种对于实际情况的错误认识，实际情况是美国的东方利益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紧密连结在一起。”此后，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强调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批判西方国家的孤立主义观点。他说，“在英、美诸民主国尚存在有孤立观点，不知道中国如果战败，英、美等国将不能安枕，这种错误观点十分不合时宜”。接着，他准确地预言，目前“中国在困难之中进行战争，但世界各大国间的战争火焰已日益迫近，任何国家欲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

　　中国抗战，不但在于求本民族解放，而且在于帮助世界人民

　　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

　　回顾抗日战争的历程，中国军民在东方战场各个时期的进退攻守、成败得失，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整个世界战局的进程。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位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在领导中国抗战的全部活动中，始终把中国战场视为世界战场的一部分，同时又总是从世界战场的角度出发来考虑中国战场的行动，以利于同世界人民一起早日战胜法西斯侵略势力。

　　日本进攻中国，按照其“国策基准”的规定，只不过是尔后北犯苏联、南取南洋的一个准备步骤。日本曾梦想三个月灭亡中国，但战争的发展大大出乎其所料。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和取得的一些重大胜利，打乱了日本在远东进行侵略扩张的整个部署。毛泽东同志1938年5月分析当时远东战局的前景时指出：“日本打了中国之后，如果中国的抗战还没有给日本以致命的打击，日本还有足够力量的话，它一定还要打南洋或西伯利亚，甚或两处都打。”他深感中国战场在制止日寇扩大侵略方面责任重大。

　　毛泽东同志在指导中国抗战时，总是把中国战场的军事行动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相协调、相配合。早在1935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会议上就说：“日本帝国主义不但要灭亡中国，并且还想进攻苏联的西伯利亚和灭亡蒙古人民共和国。我们的胜利告诉他们：‘假如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你们的话，我们是要打它的侧翼和后路的。’”1944年12月，他又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文中写道：“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很大的胜利，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现。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英勇奋战在东方主战场，拖住了日本陆军大部分兵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是“今天中国的进步”

　　中国究竟依靠什么战胜日本侵略者？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专门就这个问题作了回答。他指出，30年代的中国虽然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被称为弱国，但“它又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这就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毛泽东同志强调：“所谓抗日战争是进步的，不是说普通一般的进步……是说今天中国的进步。”这种进步具体表现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中国共产党作为“今天中国的进步”的集中体现，在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并不满足于占领中国东北三省。1935年，它又开始了对华北地区的蚕食。在这种情况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便成了中国人民开展抗日战争的先决条件和政治基础。毛泽东同志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他的倡议下，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奋斗”。此后，中国共产党一直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西安事变后，十年内战结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全国抗战的新阶段。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所作的巨大努力，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局面不知要拖到哪年哪月才能形成。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在抗战中发挥的重大作用，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些军队坚持在敌后战场对日军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七七事变后刚两个月，八路军便在山西平型关一举歼灭号称“皇军精锐”的板垣师团一千余人，沉重打击了日军士气。1940年秋，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骄横不可一世的日军也不得不承认“在所谓百团大战中受了重创”。到1943年，八路军、新四军和民兵抗击着全部侵华日军的64%和伪军的95%。尽管八路军和新四军比起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