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会源起：与战争相伴 与政府博弈

　　红十字会在中国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政权几经更迭，其与政府间的关系也一变再变。不过但凡有战争、有灾荒的地方，都会有红十字会的身影，历史上曾积累下很好的声誉。回顾一下红十字会的管理模式与慈善活动，对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

　　创办医院救助伤兵

　　国际红十字会在1863年成立于瑞士日内瓦，初名“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次年12个创始国签署了《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立意在战争时期为双方伤兵提供不分彼此的救助。中国第一次注意到这个组织是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当时中日两国在台湾发生冲突，上海的《申报》与《字林西报》讨论了伤兵救助问题。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在华的西方外交官、传教士、商人等自发组织了红十字医院。清军体制还处在前现代，军中缺少专门的医疗机构，因此这些外国人担负起了军医的职责。东北辽阳地区的联合长老会在营口创建红十字会医院，开始时中国士兵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心存疑虑，但看着自己的同伴一个个从医院痊愈，使得越来越多的伤兵主动来向外国医生们求助。到后来，清军甚至和红十字会医院建立了联系，为后者提供必要的帮助。

　　曾在东北救助伤兵的戴理医生统计，1894年12月营口仅有红十字医院一家，但到了第二年4月，这个数字就上升到四家，前后治疗中国伤兵上千名。营口率先行动后，烟台和天津等地也都建立起红十字会医院，收治从东北撤下来的伤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红十字会组织“赤十字社”随军出征，他们不仅治疗日军，也在中立的原则下，对中国军人和百姓施以救助。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结束，但让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红十字会的作用。不久孙中山翻译了《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申报》发表《创兴红十字会说》等文，力陈创建中国红十字会的必要性。中国商人和官员中的有识之士也都为此上书朝廷。

　　“山寨”机构渐获国际认可

　　红十字会在中国扎根是源于另一场战争，即光绪三十年（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中国虽在这场自己国土上的战争中宣布“局外中立”，但炮火无眼，东北百姓流离失所。如果中国政府施以援手，那就有破坏中立的嫌疑，因此需要一个在政治上处于超然地位的组织出面，红十字会恰好满足了这个条件。

　　时为上海记名海关道的沈敦和曾留学剑桥大学，熟知西方事务，他率先倡议以“万国红十字会例，力筹赈救北方被难民人之策”。1904年3月，沈敦和、施则敬等二十余人发起建立了“东三省红十字普善会”。当日除了商讨筹款方法外，特别强调要“赈抚兼施，医药互治，用符西国红十字会之本旨。”这个组织虽以“红十字”为名，却是中国人自己挂牌子的山寨机构，没有国际红十字会的承认，日俄两国都不买账。

　　沈敦和于是找到在晚清负有盛名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请他帮忙。后者出面邀请在上海的各国士绅，拉起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使交战不能不给予其中立地位。“东三省红十字普善会”由此改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 中、英、法、德、美五国代表都参与了进来，在全部45名董事中有中国人10名，外国人35名。

　　李提摩太在成立大会上说：“设局之意，首在筹款。唯所筹之款，并非交付俄人日人支用。且将来拯救难民，不分中外。”做慈善活动没有钱不行，他们在《申报》刊登劝募广告，一个月内就收到来自各方的捐款近十万两，既有来自民间的小额捐助，也有清朝地方政府的拨款，而盛京将军增祺一人就拿出一万两来赈济自己辖区内的百姓。

　　打仗的地方在东北，红十字会却在上海，如此必然难以达到救济灾民的目的，因此设在牛庄（位于今辽宁省的南部）、山海关等地的分会相继应运而生。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在战区发放粮食、棉衣、药物，广设粥场，救济百姓。将中国百姓送出日俄交战地区也是红会的一项重要工作，通过赠送车票、补给路费等措施，共使13万难民成功“出险”。战后统计显示，东北地区有46万余人受惠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

　　清政府对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是支持的，不仅曾拨银十万两，还命驻英使臣张德彝在瑞士日内瓦签署了《日内瓦红十字会公约》，以政府名义加入国际红十字协会，获得了正式创办红十字会的资格。

　　在天灾人祸中穿梭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因日俄战争而出现，1907年战争结束，它应该何去何从？经报政府许可，其改组为中国红十字会，排除了外国董事，成为中国自办的红会组织，有官方身份的盛宣怀被推举为首任会长，同时将会名改为“大清红十字会”。总会也从上海迁往了帝都北京。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军与清军在武汉对峙，双方伤亡都很惨重。沈敦和抛开设在北京的总会，自行在上海发起“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派遣30余名医生开赴武汉前线，抢救伤兵，宣称“救人宗旨不分革军、官军”。由此，红会分裂为南北两个，北方被清政府承认，南方的则得到革命政府的许可。

　　医生们在战场上救治伤兵是要冒枪林弹雨的。红会医生王培元乘船过江时，突然有清军士兵向他开枪，他赶忙高举起手里的红十字会旗，那士兵非但不理，甚至还发射大炮，险些就打中了王培元。来自丹麦的医生峨利生被中国老百姓誉为“神医”，因为他曾将一位头部被流弹穿过的平民救活。峨利生在战场往来奔波，以致积劳成疾，不幸去世。

　　当清政府被推翻，共和国在南京创建的时候，中国红十字会不仅合二为一，也终于被日内瓦的总会所承认。只是政权变动，在盛宣怀后被前清任命为会长的吕海寰地位尴尬，亟须获得新政府的委任。吕海寰是莱州掖县（今烟台莱州市）人，历任清政府工部、兵部和外务部尚书，一向关注慈善事业。1912年9月15日，中国红十字会召开了首届会员大会，公推大总统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为名誉总裁，吕海寰为会长、沈敦和为副会长，同时制定了《中国红十字会章程》。

　　不知道是不是效仿《临时约法》，红十字会也规定了“三权分立”的原则，设在上海的总办事处有行政权，上海常议会有立法权，北京总会的主要职权则是与各级政府与外交使团打交道。当时中国红十字会的自治性质表现在常议会上，36名常议员由会员投票选出，以副会长为常议会议长。

　　北京政府对红十字会自行通过的章程并不满意，又发布《中国红十字会条例》，规定了政府对红会的监管权，希望用行政权力改变红会自治的状况。只是中国在辛亥革命后没有一天是太平的，政府也不太顾得上管红会的事。而“二次革命”、白狼起义、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等战事中，都有红十字会的救助活动。

　　兵灾之外还有天灾。1917年的大水灾波及中国十几个省，其中北京和直隶地区受灾最为严重，以致灾民们“田禾淹没，颗粒无收”。直隶督军曹锟、红十字会天津分会都致电上海，要求中国红十字总会展开救助。副会长沈敦和亲自北上主持救灾，红会一面在各大报纸刊登广告，募集捐款；一面准备治疗痢疾、疟疾等疾病的药物运往灾区。红会还用以工代赈的方法实施救灾，召集北京附近12个县的难民2万余人修路，一个人每月可以得到五元工钱，另外还给棉衣一套。对于这项花销，美国红十字会给予了资金援助。

　　1918年2月，广东潮州等地发生地震，有十分之六七的房屋坍塌。潮梅镇守使刘志陆向红十字会上海总会求助，沈敦和闻讯后即拨款2000元，然后一面让汕头分会在当地募集善款，一面以总会名义登报募捐。也是在这一年，浙江的宁波、绍兴一带发生瘟疫，有的地方甚至“十室九空”。红会命医疗队携带“济生丹”3000瓶到灾区，治愈了数千名患者。

　　对于外国的灾难，中国红十字会也都及时地伸出了援手，如1906年美国旧金山发生地震，上海红十字会捐助白银2万两；1919年“十月革命”后，俄国出现大量难民，中国红会捐助旧军衣1500套和白银7700两。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后，中国红十字会即派出救护队赶赴灾区。事后日本政府遣外交使团来华答谢，称“此次贵国人民，对于敝国震灾所给予伟大之同情，与贵会派遣医队之协助，特足使敝国上下一致感动”。

　　中国红十字会当年信誉卓著，筹款相对容易。周秋光在《红十字会在中国》一书中列举了红会经费的七个来源，即一些团体的常年捐、会费、中央及地方政府拨款、官绅捐款、华侨捐款、外国红十字会捐款和所谓“宝塔捐”（由人挨户劝捐，无论捐款多少，都会登报鸣谢）。

　　因为可堪信任，所以大家才肯将钱交给红会去行善。段祺瑞、徐树铮、张镇芳这些政要的夫人都曾因慷慨解囊而登上《申报》，苏州的丁梅常年为红会捐款、捐物，在遗嘱中还捐出了200元、新棉衣200件、股票100股。又如1913年为筹办时疫医院，上海新舞台剧院发起义演募捐。各界人士踊跃购票，甚至有人一口气买了100张票。事后统计，有110多张票卖出后但无人前来看戏，买票只为捐款。

　　民国初年，地方军阀大都截留税收，且军费开支浩大，政府没有足够的力量实行救灾。这时候作为社会组织的红十字会担负起了救灾的责任，在政府力所不及的地方，发挥自己的特长，稳定了社会。

　　1938年夏，南京大屠杀第二年，南京鼓楼医院的部分工作人员合影。在红十字会的带动下，南京鼓楼医院进行了一系列抗争和救死扶伤活动。

　　抗战中的牺牲

　　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中国政权又一次发生鼎革。当红十字会将自己选出的会长颜惠庆，副会长王正廷、虞恰卿的名单提交国府时，南京方面拒绝任命。1933 年立法院终于推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管理条例》14条，确立了政府与红会的关系：“总部以内政部为主管官署，并受外交部、军政部、海军部之监督，分会隶属于总会，以所在地地方行政官署为主管官署。”

　　在“九一八”事变已经爆发，中日全面开战只是时间问题的时候，政府将红十字会收编麾下，也是在为战争打算。在政府的干预下，外交部长王正廷成为新任会长，杜月笙和刘鸿生为副会长。1943年，由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立法院批准《红十字会战时组织条例》，规定红会的正副会长，理事、监事等都由政府委派，而红会赴地方的救助队则要听从所属战区司令长官的命令。在政府中具有相当地位的戴季陶、翁文灏、宋子文等人都成为红会常务理事。

　　正如国府之前预计的那样，红十字会确实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为此付出了惨烈的牺牲。战争中，日军时常不顾红十字会的中立地位，对红会人员发起进攻。1937年8月，设在上海东南医院的一个救护队被日机轰炸，医院里的图书室、大礼堂等都被炸毁，担架队长张松林被炸死。仅仅几天后，还是在上海，又有三名护士死于战火。1940年10月，日机在浙江、湖南等地散布鼠疫杆菌，红会的医护队长刘宗歆在义乌一带从事防治时染病，最后不治身亡。1945年，红会护士梅碧芳在广东一个小镇上被日军包围，吞药自尽……战后编有《中国红十字会抗战期间遭受日军危害行为调查》，记录下了这些牺牲者的事迹。红会在四次长沙会战和南京大屠杀中的作为尤其令人尊敬。

　　红十字会在抗战中所做的贡献有目共睹，政府在会员招募、经费补助等问题上予以支持。同时国际红十字会对中国总会也愈加重视，在国际联合会第十八届理事会中，中国总会会长蒋梦麟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副会长。

　　中共接手红十字会

　　截至1948 年底，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有193个分会、38.5万名会员。1949年时的会长是蒋梦麟，他同国民政府关系密切，东走台湾。留在大陆的中国红十字会人员以秘书长胡兰生为代表赴北京，请新政府接管。

　　刚刚获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没有管理慈善机构的经验，自然就向“老大哥”取经。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向中央介绍了苏联红十字会的历史、组织机构、工作内容等情况后说，其“现任主席由苏联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科立尼科夫兼任”。在随后的红会改组中，李德全被推选为新会长，胡兰生等为副会长。周恩来亲自修改了《中国红十字会章程》，规定红会是“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使其彻底失去了民间色彩。1952年，国际红十字大会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为中国唯一的全国性红十字会。这是中共政权第一个获得合法席位的国际组织。

　　为了同旧政权划清界限，新的中国红十字会以李德全为“第一任会长”，以示从头开始。总会举办分会干部学习会，加强对中共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学习，同时还组织红会人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思想改造。

　　在中国国内政治运动不断的状况下，红十字会的活动也停滞了，直到“文革”结束才又恢复工作。截至2011年，中国红十字会设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红十字会、334个地（市）级红十字会、2848个县级红十字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红十字会、铁路系统红十字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红十字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红十字会；有215.6万名志愿者，11万个团体会员，2658万名会员。

　　（参考资料：周秋光《红十字会在中国》、池子华等编《中国红十字会百年往事》、张建俅《近代中国政府与社团关系的探讨—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例（1912—1949）》、高翔宇等《人道主义的赞歌—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中国红十字会的人道救援》、池子华《中国红十字会辛亥战时救护活动》、徐国普《新中国成立初期社团治理的范例—一九五年中国红十字会的协商改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