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台2号】习近平首提“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何深意？
【金台君有话说】
前两天，金台君在《高校“连锅端”式处分有何玄机？》一文中谈到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当时埋了一个伏笔：习近平提出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继去年7月8日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提出“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之后，再次提及政治经济学。
解铃还须系铃人，今天，就把这个伏笔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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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论断，要“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更重要的，是要“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注意到一点，这 里提出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更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间有啥细微差别？不急，咱往下看。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最早的一种提法，出自毛泽东。他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里，首次提出这个概念。说白了，意思是指要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跟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而不要照本宣科，搞教条主义。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不同，它不是指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运用，而是指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有所创新。当然，在本质上，并未脱离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框架。相对于前两者， “中国马克思主义”则意味着，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出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什么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与恩格斯是也，宽泛一些，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也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代表就是毛泽东。什么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是也。这样一个谱系，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演进。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又是什么？
这里就要看看习近平的具体论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这样时间界定，就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划了一个基本范围。具体来说，习近平总共列举了八大理论。其中，“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由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由江泽民提出；后面六个理论成果，均由习近平提出。虽然，习近平在将这八个理论成果放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帽子下，但这个帽子，在本质上，是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换言之， 习近平这一论述，实际上等于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成果，梳理了一个谱系。 也就是，从邓小平开始，到江泽民，再到本届领导集体，三个阶段的发展。
再来看涉及到的人。能给中央领导上“经筵”的，都不是凡辈。这一次，同样不例外。据媒体报道，此次授课的顾海良教授，是党内理论专家，研究的领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我国历史上，一直有史官和经解的传统。前者，延续至今，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机构负责；后者，便是由学者、理论部门等负责。因此，顾海良授课，一方面是解释经典，另一方面也是总结实践。请他来给中央领导集体“讲课”，意思再明显不过， 要梳理从改革开放开始的几届领导集体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并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
在此前谈习近平在G20峰会的一篇文章（可自行查阅【金台2号】《G20上的中国策：这盛世，如你所愿》一文），笔者曾指出，这届领导集体已经开始为世界开出药方，提出解决世界问题的“中国策”。那么，如果把国际和国内结合起来看，这样的判断，就会更加明显。放眼世界，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仅有少数几个。中国可以算是是其中发展程度较好的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毕竟，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预判到社会主义会在落后国家率先实现。这不仅能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理论指导，对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具有借鉴意义。所以，提“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具有世界意义。
这样一种理论总结，想想，还真是值得期待呢。（文/辰靖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