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王：二战传奇间谍佐尔格的中国生涯（上）
史沫特莱（中）在1938年和周恩来（左二）及国际友人合影。
年轻时的佐尔格（左）在一战中是德军的一名士兵，得到过二级铁十字勋章。
——二战传奇间谍佐尔格的中国生涯
（上）
本报记者董少东
1941年10月，入侵苏联的德军集中兵力，发起了对莫斯科的进攻，苏联首都岌岌可危。
恰在此时，苏联最高统帅部收到了发自日本东京的可靠情报：“苏联的远东地区可以认为是安全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已经排除。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相反，它将向美国开战。”
正是这份情报，让斯大林放手从远东地区抽调16个精锐师驰援莫斯科。终于，在克里姆林宫塔尖已经出现在德军望远镜里的距离上，德军被挡住了，随后踉跄退去。
这是一份扭转了苏德战局和二战进程的关键情报，发送者是一个代号“拉姆扎”的苏联情报组，其首领，就是二战情报战中功勋卓著的红色特工——理查德·佐尔格。
像每个成功的间谍一样，佐尔格留下了一段谍战传奇，也留下了关于他的重重迷雾。他是德国人、著名记者、社会学博士、纳粹党徒，又是苏联人、联共党员、20世纪最伟大的间谍；他是共产国际的特工，又直接隶属于苏联红军情报部；他和中共隐蔽战线的缔造者周恩来有着直接联系……
佐尔格最终身份暴露，被日本处死，其审讯档案在上世纪60年代公开，是目前了解佐尔格最详细的资料。然而，在这些看似完备的“交待”中，佐尔格似乎仍在戏弄着敌人，留下了更多待人破解的谜。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佐尔格传奇的谍报生涯，乃至后来发挥巨大作用的情报关系网，都是从中国开始的。
1941年10月23日，德国驻日本大使尤金·奥特向柏林发出电报，通知外事局，德国《法兰克福日报》驻东京特派记者理查德·佐尔格和另一名德国人马克斯·克劳森被日本警察逮捕，两人的罪名是“叛国通敌”。
德日两国那时签署了轴心同盟条约，但两个德国人“叛国通敌”，不能构成日本人抓捕他们的理由。奥特经过再三追问，日本外务省才给了答复：怀疑佐尔格和克劳森通过日本中间人与第三者勾结。这句话更直白的翻译就是：佐尔格和克劳森是间谍。而“第三者”，也就是他们为之效力的，恰恰是正在拼死抵抗德国侵略的苏联。
克劳森是何许人也，德国驻日大使馆当时并不清楚，但佐尔格可是太熟悉了，他是“在德国大使馆最受欢迎的人”。
1933年9月，佐尔格作为《法兰克福日报》的特派记者到达东京，随身持有德国高级外交官出具的推荐信。而且，佐尔格还是德国驻日大使馆的雇员。1939年，欧洲的战事爆发后，佐尔格受聘于德国使馆，负责编制新闻简报，在德国使馆内有自己的办公室，可以阅读柏林发来的官方电讯。佐尔格还是德国驻日大使奥特的亲信之一，私交极密。
佐尔格是苏联间谍？德国驻日大使馆在觉得大失颜面之外，更强烈的感觉可能是瞠目结舌的吃惊。
在这些德国人的眼中，佐尔格是位资历深厚的记者，曾在中国上海为几家德国报纸工作过，熟悉中国，而且在日本交游广泛，算是“东亚通”。佐尔格相貌堂堂，风度翩翩，唯一的缺憾是有一点儿跛脚。而这在德国人看来算得上一种光荣——佐尔格在一战时加入德军，在对俄作战时负伤留下残疾，他因此还被授予二级铁十字勋章。
最让德国人难以理解的是，佐尔格到达日本的时候，希特勒在德国刚刚上台不久，在东京的德国侨界还没有形成纳粹的狂热气氛。而佐尔格却很快加入了纳粹党海外支部，又成为纳粹新闻协会会员。这样一个以纳粹党徒面貌出现的佐尔格，怎么可能会是为苏联服务的间谍？
德国驻日大使奥特将佐尔格案件当成政治事件，直接向刚刚上任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抗议。
在入侵苏联的前后，德国也在怂恿日本进攻苏联，作为大使的奥特不遗余力地为此进行着努力。而日本却在“北攻”和“南进”两个战略上打着自己的“小九九”，几个政治集团确实争论激烈。当时，日美之间正在进行着谈判。奥特提出“我们不能排除控告佐尔格一案背后存在着反德势力这种可能性”，认为佐尔格是日本高层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日本警察机关在当年年底给奥特出示了佐尔格的数页“供词”，终于让这位德国大使无言以对。紧随其后的事更让他难堪：作为间谍的佐尔格，比他这位驻日大使有着更确切的情报来源和更准确的判断。
当年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珍珠港。正如佐尔格在被捕半个月前发出的情报那样：“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相反，它将向美国开战。”
作为德国人的佐尔格，的确是个“叛国者”。不过，在近年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中，佐尔格在1925年加入了苏联国籍，佐尔格本来就是个德俄混血。从这个意义上说，佐尔格是个爱国者。
1895年，佐尔格出生于高加索地区的巴库，父亲是一位在那里工作的德国工程师，母亲是位俄国人。3岁时，佐尔格全家迁往德国。
一战血腥的战火，让19岁的德国青年佐尔格深受冲击，他开始思考战争的意义，并成为了一位反战的和平主义者，倾向左翼。
负伤退役之后，佐尔格先后就读于柏林大学和基尔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求学期间，佐尔格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拥有一半俄国血统的佐尔格，天然地对俄国心生亲近，在这里建立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更让他确立了理想。他在审讯材料中说：“我决心不但在理论上、思想上支持革命行动，而且在行动上要成为它的一员。”次年，德国共产党成立，佐尔格成为早期党员之一。
1924年，佐尔格受德共中央委派，前往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被安排在国际联络部。这个部门实际上是一个秘密情报机构，负责处理特殊党务，比如向国外派遣特工、向各国党组织分发党费、传达指示等。
不过，佐尔格此时从事的并不是情报工作，他曾作为特派员或指导员前往欧洲，协助当地党组织处理党内事务。
直到1929年，佐尔格的上级将他介绍给了苏联红军总参第四部部长别尔津。
代号“拉姆扎”
苏联红军总参第四部即情报部，简称“格鲁乌”，是与克格勃并驾齐驱的情报机构。只是格鲁乌专属于苏联红军，因而在名气上略逊。情报部部长别尔津也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是克格勃的前身“契卡”元老，1924年一手创建了格鲁乌，并担任了十余年的部长。
别尔津和佐尔格一见如故。当时佐尔格给他的印象是“一个有着敏锐的头脑、渊博的政治知识和对国际事务有着精辟见解的人”。而佐尔格听了别尔津对情报工作的讲解，马上感觉到：“谍报工作是我所喜欢的，而且我认为自己适合干这一行。”
佐尔格的间谍天分被发掘出来，随即被派往中国，开始了他谍报生涯的第一站。
1930年1月，佐尔格抵达了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人口已达300万，是世界第五大城市、西方人在远东活动的中心，各国政治势力尤其是情报机构，也把上海作为基地。繁华的十里洋场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世界情报战的重要战场。
佐尔格的上海之行，从莫斯科出发，先取道欧洲兜了一大圈。他用自己的德国人身份，在柏林取得了护照，并获得了《德意志粮食报》特派记者头衔，以及一家社会学杂志的供稿合同。自此以后十余年，佐尔格始终以记者的身份公开示人。
在作为掩饰的记者身份之下，佐尔格的真实身份其实还有两层。作为间谍的佐尔格，以共产国际派出的驻华代表和特工广为人知，因而有“红色谍王”之称，这个身份之下，是隐藏得更深的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特工。即便是在他构建起的情报网之中，除了几个核心成员，其他人也只知道自己是在为共产国际工作。佐尔格在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的代号“拉姆扎”，更少有人知。
佐尔格在华期间最得力的中国助手方文，在上世纪80年代曾撰写过非公开出版的《佐尔格在中国》。据他回忆，直到1932年奉命调往苏联，他才得知自己所在的情报组织隶属于苏联红军。这个真相一度让方文对佐尔格颇有怨言，认为他欺骗了自己。为共产国际工作还是为苏联红军工作，显然具有不同性质。
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给方文的解释是，苏联在国外的情报人员如果被敌人查获，势必影响两国外交关系。而共产国际虽然总部设在莫斯科，但它是国际组织，苏联政府对它在各国的活动没有责任。
另一方面，作为苏联红军的情报人员被查获，有可能被视为直接的敌对军事行为，更加危险，而作为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相对还有转圜的可能。
这个解释不能说没有道理。后来佐尔格在日本被捕，他在审讯中也故意含糊自己的组织关系，只承认自己为共产国际工作。直到被判决死刑前，他才说接受的指令来自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四局。日本的审讯档案记录了佐尔格的解释：“如果我承认为四局工作，就可能把我转押给日本军警宪兵。”
而苏联政府对佐尔格被捕的反应也正如他们所说，不承认佐尔格的身份，不对这起间谍案负责。直到佐尔格死后20年，苏联才把英雄的称号追授给他。
共产国际特派员和特工的身份，对佐尔格来说并非掩饰。他是带着共产国际和苏军情报部的双重任务来到中国的。实际上，共产国际与苏联政府、联共（布）的关系本就纠缠不清，尤其是共产国际的组织部和国际联络处，与苏联国家安全机关和苏军情报部关系极为密切，很多成员像佐尔格一样具有双重身份。
从收集情报的角度看，共产国际和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交给佐尔格的任务并没有实质区别，都是搜集有关中国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情报，深入了解英法美日的对华政策等等。
而无论是以哪个身份出现，佐尔格都非常出色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
佐尔格以记者身份出入社交场合，交游广泛，还深入中国内陆地区旅行采访。他风度翩翩，气宇不凡，颇有人缘，在欧洲同行和朋友中很快博得了广泛的赞誉，被视为精通中国事务的记者。
那时德国极受蒋介石推崇，德国和国民政府军事往来尤为密切，在华德侨也往往能更受优待。德国不但对华出售了大量军火，而且先后派出了上百位顾问，帮助蒋介石政府改组军队，发展军工生产。佐尔格以记者身份和这些德国顾问们打成一片。对佐尔格毫无戒备的这些军事顾问，无疑是绝好的军事情报来源。而通过他们，佐尔格还结识了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一众高官显贵。
佐尔格在中国站稳脚跟后，莫斯科给佐尔格配备的几位核心成员先后抵达，形成了一个职能完备的国际情报小组。至于这些人究竟是来自共产国际还是苏军情报部，大多难以分得很清楚。
1941年和佐尔格一起在日本被捕的马克斯·克劳森，两人在中国时就是同生共死的搭档。这两个人有着非常类似的履历，都是德国人，参加过一战，后加入德共，到苏联接受训练。克劳森担任佐尔格的报务员。为遮人耳目，他在所住的虹口开了一个带车库的摩托车行。
约翰，也叫格里沙，波兰人，在上海开设一家照相器材商店，他担任小组的摄影师，并把情报资料复制成微型胶卷。这个商店同时也成了秘密交通员的歇脚点。
在这几个来自莫斯科的情报人员之外，佐尔格很快在上海建立起了自己的情报网络。这个过程中，共产国际的身份为他提供了极大便利。
“中间人”史沫特莱
如果说佐尔格在上海期间有什么行为引起过怀疑，大概就是德国领事馆提到过他“与左翼团体有接触”。作为记者，有这样的人际关系也可以理解，只是，佐尔格接触频繁的左翼人士实在是太有名、太显眼了。她是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在中国广为人知，历来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著名的美国左翼记者、作家、社会活动家。近年来，一些历史档案的解密，又给她的身份蒙上了几分神秘，有分析指她为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间谍。实际上，早在1941年日本破获佐尔格案件的卷宗中，就直接指称史沫特莱为苏联间谍。
没有证据显示史沫特莱从事过直接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声名在外的左翼人士，历来行事高调张扬，实在不是一个合适的间谍人选。她并非佐尔格间谍组织的成员，却是为佐尔格构建情报网牵线搭桥的“中间人”。
依据佐尔格在日本的“交待”，他和史沫特莱是在上海相识，两人当时同样租住在著名的高档酒店——华懋饭店，联系非常方便。佐尔格对日本检察官说：“我在欧洲就曾听说过她，我明白，我可以依靠她……我建立上海小组时，曾请她帮过忙。”但种种迹象表明，佐尔格和史沫特莱很可能早就有联系。
1928年，史沫特莱到中国之前曾前往莫斯科，佐尔格当时正在共产国际的国际联络部工作，两人很可能在那时就已经认识。更早的时候，史沫特莱在1919年后曾旅居柏林长达8年。另有一个巧合耐人寻味，史沫特莱在中国时是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的特派记者，1933年佐尔格去日本，身份也是《法兰克福日报》的特派记者。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史沫特莱并不知晓佐尔格苏联红军情报部特工的身份。作为一位很有号召力的左翼人士，她同情革命，支持国际共运，能够为共产国际的佐尔格提供热情帮助，但帮助的对象一旦变成了苏联军方，性质就决然不同。
佐尔格说：“我尽可能与她的所有中国朋友见面，努力结交那些愿意为了左翼事业而与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合作和工作的人。”史沫特莱的朋友不只中国人，在她身边聚集着一大批旅居上海的西方和日本进步人士、左翼分子，包括记者、作家、流亡者等等。这些人自然是佐尔格开拓情报网络的理想目标。
在史沫特莱的寓所，她把自己的密友、日本《朝日新闻》特派记者尾崎秀实介绍给了佐尔格。佐尔格有了“我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助手”。
尾崎秀实出生于日本，在日据时期的台湾长大，对中国抱有特殊感情。他是一个有良知，而且能够保持清醒头脑的日本人，在军国主义日渐狂热之时，尾崎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他比佐尔格早两年来到上海，凭借对中国的熟悉，很快就成为日本驻华记者中的佼佼者。他和当时上海的左联等进步文艺团体有密切联系，同鲁迅、夏衍、田汉等人都有交往，还参与翻译了《阿Q正传》的日本版。鲁迅对尾崎印象很好，说他“不但知识面广，而且为人诚实可靠。”
佐尔格和尾崎秀实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佐尔格说：“我们的关系，无论是私交还是工作交往都非常融洽。他从日本人士那里为我搞到了许多准确、全面而又有价值的信息。”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尾崎秀实都不知道佐尔格的间谍身份，甚至连他的真名都不知道，一直把他当做“约翰逊”。据后来与佐尔格有过接触的诸多当事人回忆，他与史沫特莱一起出现时经常用这个名字。很可能佐尔格自己也清楚史沫特莱太过惹眼，因而在她与自己之间刷了这层“保护色”。
后来，佐尔格向尾崎秀实表露了真实身份，这没有影响尾崎的态度。两人的情报关系一直保持到1941年佐尔格案爆发，尾崎秀实都是佐尔格最主要的情报来源之一。尾崎秀实在狱中回忆：“与他们两人（佐尔格和史沫特莱）的相遇决定了我的道路。他们都是忠实于自己的主义和信念，并为之全力以赴且有真本事的人。如果他们有一点私心或者仅仅是想利用我，我会和他们一刀两断。可他们不是那样的人。特别是佐尔格，是一位真挚的同志，始终如一待我如手足。因而我十分信赖地协助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