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勇：高校“去行政化”是个伪命题

　　教育部首批核准了中国人民大学等6所高校的章程，去行政化倾向明显。有关专家表示，“去行政化”改革多年，副部级高校未减一所。“逐步”二字意味着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注定是一场“障碍赛”而不是“百米冲刺”。（12月1日《新京报》）

　　很多人为此乐观高呼：高校去行政化开始起步。自建立现代高校制度以来，习惯认为，高校在国外有千余年历史，在中国有百余年历史。纵观历史，在我看来，高校“去行政化”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

　　高校从来就没有真正“去行政化”。国家重视教育，才有了高校。不管有没有赞助，毫无疑问，高校都可以名正言顺向国家要钱，国家也得给钱。高校吃人家的嘴软、手软，不管国家的一些要求合理不合理，是不是合乎办学规律和发展要求，高校根本就抵制不了，比如高校得给少数民族优待，给劳模学生优待，给烈士子女优待，等等，为政府提供它所要求的各种各样的方便。

　　高校可能随时不得不接受政府强加的不合理要求。大家都说解放之前的民国大学“去行政化”做的最好，其实也就那么一回事，也没有完全去行政化。比如抗日胜利以后，国民党当局安排军人就读浙江大学，众多教授表示了愤慨，竺可桢校长接受了，因为：这个要求虽然破坏了办学规定，但是毕竟他们为国作出了巨大牺牲，可以理解一下。军人入学后，浙大考核一视同仁，只有少数拿到了毕业证。

　　高校随时面临教学内容的政府强制规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很多大学的向往，但是现实很残酷。政府出钱给大学，大学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自由学习，自由教育的。比如德国，高校可以学习康德，可以学习马克思，但是不可以教育学生崇拜《我的奋斗》，不可以为纳粹张目，比如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也是有规定的，要促进社会文明，不容许掀动民族矛盾，社会矛盾。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思想自由都是有底线的，必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国家发展。

　　拿高校行政化做解决不了“钱学森之问”的挡箭牌是无能的表现。刘道玉推行创造教育，武大成为大学生们和高校教师的“向往之地”，武大人获得了32项国际水平的奖项，属国内首创的就有38项，并建立了国家软件工程重点实验室。“他（朱清时）的10年任期，也是少年班遭遇批评和质疑最多的时候。”全国理工科数一数二的中科大，居然在科学界被办得默默无闻，不值一提。西南联大，浙大都有行政化的影子，却培养了一大帮杰出大师。高校行政化怎能成为替罪羊？

　　看看竺可桢的浙江大学，看看刘道玉的武汉大学，看看朱清时的中科大和南科大，谁还会相信高校“去行政化”是个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高校行政化真的不是大问题，行政不限权，大学不治学，教授过分屈从于行政，大学不按照教学规律办事，才是迟迟解决不了“钱学森之问”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