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云风：签“拒收红包协议”也是重温誓言

　　“我不认可红包协议，我自己也没有签订，因为我学医的时候已经宣过誓。”11月1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参加中日友好医院讲座，被问及怎么看待医生签订拒收红包协议时说，让医生签订拒收红包协议，会让公众认为医生是一个普遍收红包的群体。此番言论也让“拒收红包协议”再引争议。（11月17日《新京报》）

　　自今年2月国家卫计委办公厅印发通知，要求从5月1日起，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患者住院24小时内，须由经治医师和患者沟通并签订不收、不送“红包”协议以来，签不签“拒收红包协议”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就媒体报道的消息，广州、河南、武汉等地医生都曾拒绝签这一协议。此次终南山院士的话只是把这一现象再次提到了台前而已。

　　反对签“拒收红包协议”者，理由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医生在学医时已经宣过誓，再签这个协议多此一举；其二是收红包者是少数，让所有医生签对那些以仁心为怀的医生来说就有可能成为人格的侮辱；其三是收红包的怪像不会因为一张白纸而停止，这是治标不治本。这三条理由不能说不充分，对于一个能坚守医德的医生来说却是已经足够理直气壮拒绝签这份协议。

　　但它同时也能说明一些问题，首先，虽然所有医生在学医时都有宣誓，但收红包现象屡禁不止，说明很多医生已经忘记了当初的誓言；其次，签“拒收红包协议”其实就像一个共产党员重温入党誓言一样，它是对自己职责和工作的一种提醒，更是一个医生拒腐的一种义正言辞的声明，或许有人把这个当做一种侮辱，但更应该是自己对学医时的誓言的一种提醒，试问，站在党旗下宣誓，会有一种侮辱的感觉吗？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仅靠签一纸“拒收红包协议”无法根本扭转医生收甚至讨要红包的怪像。要解决红包问题手段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医生的收入问题，二是医生的法律道德问题。医生的收入全国平均来说确实整体偏低，而我国对医疗卫生的投入，从世界平均水平来看确实偏低，这就导致医药不分家，医生收红包等问题。今年年初，钟南山曾在一个公开场合表示，4年医改进展不大。因为衡量医改的成效标准有三个：一是看病贵看病难是否得到解决；二是医患关系如何；三是医护人员积极性是否有所提高。这三方面都没有什么进展，妄想通过一纸通知来改变收红包的陋习，实属艰难。

　　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的是，收受红包同时也是医德问题，我们的很多医生，医德丧失，讨要红包，冷漠势利，完全丢失了“医者父母心”的的古训，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虽然这只是一小部分，但“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市场经济条件下，又有多少医生忘记了当初的誓言呢？

　　从目前签“拒收红包协议”的效果来看，应该说是不错的，北京煤炭总医院早在今年3月4日就在北京率先执行了“医患双方同签拒收红包协议书”。该院院长王明晓表示，目前医院执行得非常正常，带来的客观效果是好的。这说明在医改推经的同时，进行医德的提醒有积极意义，无需和它势同水火，弃之如敝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