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日作家亦夫:村上春树只是一位时尚作家
亦夫的家,离现代文学馆不远,当年搬过来时,这里一片荒凉,如今已车水马龙。
今年,亦夫的散文集《虚无的守望》出版了,第8本长篇小说也将杀青,但真正轰动一时的消息倒不是这些,而是他戒酒了。
在旅日作家中,他和李长声都以贪杯著称,据亦夫自己说,他常常一边看光碟一边喝威士忌,2部电影下来,一瓶就没了。不论是白酒、啤酒还是洋酒,亦夫来者不拒,似乎只有酒,才能激活亦夫的怪诞、独特与豪迈,人们搞不明白:一个不喝酒的亦夫,还是亦夫吗?
看来,玩了大半辈子小说的亦夫,真是要动真格的了。从《土街》的传奇到《迷失》的黑色幽默,亦夫的小说还会走出多远?
稀里糊涂闯进文坛
我是陕西扶风县吕家村人,那是一个特别封闭的地方,离法门县54公里。父亲是民办教师,母亲是农民。
作为农村娃,我从小到大没有任何理想,小时候因为爱画画,父亲曾希望我长大后当漆匠。后来我哥哥考入北京大学,学计算机,我觉得,我将来也一定能考上,因为大家都说他没我聪明。
我原本想上生物系,可哥哥劝我考情报学专业,因为那时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有这个专业,毕业后肯定能分到省会城市。我一直喜欢动物,可家里就哥哥见过大世面,所以父亲说你听他的就行了。没上生物系,对我来说是一个遗憾。还好,我后来在小说中弥补了这个遗憾。
1983年,我考进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建的国家图书馆(当时叫北京图书馆新馆)工作,那时年轻,整天没事干,别人打麻将,我就埋头写小说,《土街》就是在这个期间完成的。
我从小喜欢记日记,写了几百万字,上大学头一个学期,因为说话有口音,和同学难交流,好几次因为说急了就跟别人打了起来,文学对我来说是一种辅助,可以帮我倾诉内心的压力,说实话,那时并没想过当作家。
后来,有个领导被调到文化部某局去工作,走之前问我跟不跟他去,他说:那是个局级单位,才11人,而国家图书馆2000多人,你想哪个更有发展空间?我哪懂“发展空间”是什么意思啊,就问:能出差吗?领导说:太能出差了,那边天天出差。我说:只要能出去玩,我就跟你去。就这样,我又进了文化部。
那时内地武侠小说正风靡一时,书商找到我,说:你不是喜欢写小说吗?给我们写一个《天龙八部》的前传怎么样?我就写了一个60万字的《土行孙》,人家一下给了几千元,那时我的工资才一二百元,觉得自己真是发了大财了,出门都能挂个BP机了,算是我们部最早有这个东西的人。
不过当时也觉得有点遗憾,出书都是署“全庸”“金庸名”之类,我问书商,愿不愿意出我写的小说,他们不太感兴趣,有个朋友拿走我的手稿,说先看看,很快就回复说:这本肯定能火。一下拍出5万元买断。
5万元,在当时简直是天价了,这就是《土街》。
亦夫
旅日作家,自大学时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迄今著有长篇小说《土街》《媾疫》《玄鸟》《城市尖叫》《迷失》等,作品风格怪异,颇受争议,一直热销不衰。
马尔克斯是谁
没想到,《土街》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评论家们开会研讨,著名评论家白烨先生说这本书是中国的《百年孤独》,是一部可以与马尔克斯对话的小说。
我是理科生,平时不读小说,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马尔克斯,心里想:马尔克斯是谁?可又不好意思问。
几年前内地出了正版的《百年孤独》,我买来看了,这是第一次读他的小说,他不是简单地记录生活,而是创造生活,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是不谋而合,但他的作品中幻想色彩比较浓烈,比如毯子突然就飞起来,而我的小说更偏写实。比如我在一本小说中写到2012年世界末日来临,导致人与人,甚至屠夫与动物之间关系紧张,人最坏的东西都表现了出来。世界末日是虚构,但后面的东西就是写实了。
《土街》之后,我又写了《媾疫》《玄鸟》等,反响都很好,但就在此时,一个意外机会让我去了日本。此前有一个“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交流项目,我带几名日本学者重走丝绸之路,闲聊时,一个日本教授听说我夫人想去日本,就说可以让我也去做访问学者,有收入,也有住处,问我愿意不愿意,我以为就是客气一下,便说:干吗不愿意?
没想到,日本人实心眼,一回去就把所有手续都给办完了,反而让我骑虎难下。我当时被调到一家出版社,不用坐班,觉得这简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工作了,况且我的书还在热卖,真不甘心扔下这一切。
先开始我找各种借口向单位请假,偷偷在日本待了四五个月,后来发现我夫人和孩子很适应那里,只好我做出牺牲了。
在日本,一待就是十多年,每年只是探亲回来20天,后来孩子上了大学,回来的时间才多了一些。2010年,《土街》在新星出版社再版,我说真感谢你们,居然还记得我。
村上春树缺深度
我在日本生活了这么多年,但从没写过日本,我已经出版了7个长篇小说,没有一个与日本相关,倒是即将出版的这一本与日本有关系。谁问我日本什么样,我基本不说,因为没什么可说的,你好奇,自己去感受一下不就行了?
好多旅外作家一回来就拼命写国外的情况,来回来去和中国对比,其实没什么意思,有的东西说得太夸张了。
确实,日本人和我们不太一样,比如夫妻多分居,各有各的房间,怕打鼾之类影响对方。一次遇到一位50多岁的中层领导,一边打电话一边鞠躬,我说对方也看不见,你费这么大劲干什么?一问才知道,因工作疏漏,上级打电话来骂他,要是中国人,恐怕早发火了,但日本人不这么想,他不觉得挨骂难受,我问为什么,他说自己没干好,上级应该骂我。
在中国,可以找到生死与共的铁哥们,可以一起喝醉,在日本就很难,那里人人都差不多,有规律但没个性、没活力。
去日本前,觉得日本物价很高,其实这是错觉,至少房价就便宜很多,我在日本买了一栋别墅,合人民币也就一万元一平方米,而且日本是永久产权,还把内部装修都做好了,拎包就可以入住,而且那个地方属于东京的城区,李长声跑我这里来喝酒,总是说:你是城里人,我是乡下人。因为他住在郊区。
在所有旅日的华人作家中,我可能是唯一还在写小说的了,大家各忙各的,平时很少能见面。为了保持语感,我一直没学日语。
在日本,读小说的人也不多,曾听过我的课的评论家近藤直子非常喜欢残雪,不过这其中有她个人原因,她一直没结婚,有点极端,她总说看看日本街上走来走去的,都是一个个没有思想的行尸走肉。这么说有点过了,戾气太重。
村上春树在日本影响很大,但我没怎么看过他的小说,总听人提起他,后来看了他小说改编的电影《挪威的森林》,觉得导演太愚蠢了,完全拍成风光优美的色情片。后来找了原著一读,大失所望,实在理解不了它为什么能流行,从故事容量看只是一个中篇,叙述比较啰嗦,此外没有经典作家的深度。以后又读了《没有色彩的多琦作和他的巡礼之年》,很无聊的作品,看来村上春树只是一位时尚作家。
钱够用时,谁在乎钱
如今好小说太少,有时我会去看一些当代的文艺评论,虽然它们不美,但很深刻,看后常常被惊出一身冷汗。
在我看来,当代小说最大的问题是思想深度不够,作家丧失了高度,所谓主流,倡导的也都是肤浅的东西,导致创作模式化、机械化,所以个性缺乏,因为在今天,人不思考也可以生存。
由于缺乏思想性,所以写作非常啰嗦,作家成了“话痨”,一句话可以说成一篇,完全靠想象力,没有思想体系和哲学体系的支撑。
对于这些问题,其实大家都明白,可谁也不明说,因为现在文学评价体系本身存在腐败,只要给2000元评审费,评论家便只说好话。比如陕西一个诗人,被评论家们赞为“伟大的诗人”,可我怎么也看不出好来,觉得他写出来的都是病句,不过是把散文拆成句子堆在一起,后来一打听,原来他是陕西的一个企业家。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因为读书人的尊严未得到充分保证,你看国外公立大学,教授有自己的办公室,虽然很小,但非常精致,他们的收入可以维持一个足够体面的生活,所以宁可挣死工资,不稀罕拿评审费。有的评论家无可奈何地说:没办法,我这也是给孩子挣点奶粉钱。
钱够用时,谁在乎钱?钱不够用时,提良知有啥用?上世纪80年代文坛纯粹一点,因为大家都差不多穷,不像今天,写小说只能越写越穷,我现在出书还能拿点版税,已经很知足了,如果不是靠写电视剧本赚钱,我也坚持不下去。
之所以还在写,因为写小说有高潮迭起的滋味,就像3D打印一样,我笔下的吕镇在脑海中一点点长起来,仿佛我能听到牛车在石板路上的声音,能闻到牛粪的味道。这个过程太快乐了,让我痴迷。(陈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