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加速消失 何处安放我们的晚年？
社会老龄化加剧，今后如何养老已成社会关注的一大问题 羊城晚报记者 何奔 摄
广州老人院新设的“失独专区”近日启用
本月1日零时起，近4万名调查员进村入户，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老年人生活状况大型抽样调查，首次实现覆盖全国范围的调查目标。广东省共有13440名老年人参与此次调查，涉及16个地级以上市，样本规模列全国第五位。
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广东60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已达1192万，约占总人口的13%，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187.3万，约占老年人口的15.7%。人口专家称，广东正处于人口刘易斯拐点（编者注：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尽管目前数据仍显示老龄化低于全国水平，但随着外来务工人口的回流和老化，广东将面临人口老龄化速度急剧上升的困境，“银发浪潮”的挑战将不可避免。
更有批评声音指出，在养老服务工作方面，广东省的社会事业发展不仅滞后于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也落后于周边的其他省份。人口红利加速消失的当下，社会“未富先老”的同时，仍旧面临“未备先老”的尴尬。
家家有老，人人会老，面对日益急增的老年人口，广东的养老面临怎样的难题？又该如何去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未来我们老了怎么办？这是社会艰难的拷问，也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1现状
空巢老人
一怕没人说话 二怕没法看病
华南师范大学校园里头有几家超市，但万大爷总是喜欢走到西门外的一家超市去买东西，“这样走的路程远，消磨的时间多一点儿，离儿子、孙子来看的时间也更近一点儿。”
今年71岁的万大爷独自一人住在华师的教师楼里，虽然孩子们会带着孙子定期过来看看他，但因为工作忙碌，来的次数并不多，孙子跟他也不亲。每天下午，他会到中区湖边的小树林里头坐坐，社区里很多老人会在那里下棋、聊天。但因为听不懂粤语，多数时间他总是独自坐在一旁沉默。
在暨南大学社区，最近张婆婆经常带着4岁的孙子出来玩。她告诉记者，儿子是学校的老师，不过“孩子们都有他们的事业，不可能天天陪着我们。”最近幼儿园里放暑假，张婆婆现在每天的生活就是围着孙子转，笑容也多了很多，“之前小孩上学，房子里天天就我一个人，不知道要干什么，就坐在空房子里发呆”。
华师大社区和暨大社区同属广州市天河区石牌街道，被纳入了本次全国抽样调查范围。羊城晚报记者连续多日走访石牌街道发现，街道辖内既有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也有聚集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口的城中村，辖区内老年人家庭、经济、健康境况虽各不相同，但像万大爷和张婆婆这样的孤寂情况并不鲜见。
受多年人口政策的影响，中国社会主流家庭结构基本呈现421格局，即一对夫妇赡养4个老人抚养1个孩子。随着高龄老人数量的快速增长，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倒金字塔式”的家庭结构和“空巢”家庭数量不断增多，家庭养老压力越来越大。中国首部老龄产业发展蓝皮书《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14)》就明确指出，目前，中国空巢老年人口占老年总人口的一半。未来，空巢老年人口比例预计将突破70%。
在采访中，记者留意到，经常在社区老年人聚集地活动的老人中，半数以上是与老伴同住、或者独居状态，少数老人与子女一起住。在和这些老人的交谈中，他们表示，一怕没人说话，二怕没法看病。
“前不久有一个老人家找到我们想立遗嘱，要把现在住的房子留给一直照顾她的保姆。”广州养老服务产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老人有一个女儿，常年居住在国外，只有一个保姆在身边照顾了很多年。该负责人认为，现在的空巢老人越来越多，老人普遍缺少陪伴和关怀，情感需求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保姆是陪伴她最久的人，也比较信任。事实上，我们还遇到过不少类似立遗嘱把财产留给其他人的这种情况。”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李琴指出，相对城市来说，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更为严峻。据她做过的一份调查，在农村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约50%以上的人都有患高血压，但“农村往往缺少相应的医疗设备和检查意识，他们往往是得了脑淤血或者瘫痪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是高血压。”她说，农村的合作医疗只解决大病，而忽视日常慢性病，农村老年人看病难的问题更为突出。
住石牌村的朱婆婆今年77岁，笑称还能照顾自己，“不需要孩子经常回来看”，但她有高血压和糖尿病，要定期去医院开一些降压药调理。“平时没什么开销，全花在这些药上了。”她担忧，现在自己还走得动，等到走不动的时候，“遇上大病就只能躺在家里等死了”。
2保障
社会养老
传统观念难改 现实发展滞后
早前，广东省提出，到2015年全省养老体系的目标是“9073”：90%的老人通过家庭照顾养老，7%左右的老人由社区提供日间照料和托老服务，3%的老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去年广州出台并实施了广州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确立了“9064”的目标，即90%老人居家养老，6%是社区养老，4%是机构养老。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姜向群向记者表示，随着社会发展，从家庭结构、老年人经济条件的实际考虑，社会化的养老方式是一个必然的发展结果，未来社区养老、养老院或许会成为更多人的选择。
然而，目前看来，社会化养老方式相应的养老机构和服务，以及相应的监管制度还存在滞后。
陈洪（化名）是一名公务员，在广州成家立业多年，留在湖南农村老家的老人成为他最大的牵挂。“父母年纪越来越大，病痛也不断。父亲几年前还中过风，担心如果老人家再有生病、突发状况，我们很难顾及。”陈洪说，为了便于照料，他们兄妹几人把两个老人接到了广州，并请了保姆照顾。
随着父亲的健康状况的持续下滑，生活渐渐不能自理，一个保姆也难以照顾周全，在征得父母亲的同意后，陈洪试图为老人寻找一间合适的养老院。
“合适的养老院实在太难找了，价格倒还是其次，最重要的要有专业的护理和贴心的照顾，不然把老人送过去真的是受罪。”陈洪说，公办难进，民办的又不太放心，兄妹几个辗转找了大半年，最后托朋友关系联系到了一家高档的养老院，把父母送了过去，但不到三个月就把老人接了回来，“老人家住不习惯，我们过去看着也不忍心。”
“从内心讲，把老人家送到养老院，我自己也不愿意。”陈洪向记者表示，一方面传统观念还是在家赡养老人，另一方面近年来时有养老院虐待老人的负面消息，社会上对养老院的养老模式还很难认同。
广州海珠区海幢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陈主任告诉记者，老人们不愿意去养老院，一方面是不想离开生活多年的地方，去重新适应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他们会认为去养老院住的人都是被子女抛弃、无人要的人，老人家也担忧进入养老院后得不到良好的照顾”。另一方面，当前广州养老院的床位是一床难求，收费相对较低的公立养老院更是难进，“光排队就排到几年后”，而私立的养老院则收费昂贵，往往超出了老人的承受能力。
目前，海幢街60岁以上的老人有1.4万人，超过总户籍人口的20%以上，相比全市14%的比例来说，已属于老龄化比较明显的地方，这也给社会养老带来较大的压力。在陈主任接触过的家庭中，“以老养老”是大部分的情况。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子女多数是四五十岁，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往往没有更多的精力去给予老人家更好的照顾，因此很多时候都是两个老人家互相照顾；90岁以上的长者，他们的子女也已经70多岁，自己也已经是一个老人。
此前，广州市曾针对社区独居、孤寡等长者推出居家养老服务，即依托社区，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和精神慰藉等方面服务。但因能提供给居家养老服务员的工资远低于市场价而导致服务人手非常紧缺，以海幢街为例，市面上钟点工的平均收入是28—40元/小时，而居家养老服务员每小时仅有8-10元。
记者了解到，海珠区长者综合服务中心会向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提供部分义工资源。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居家养老服务员向记者透露，工资收入低、照顾老人脏累不说，“最担心的是，在照顾老人过程中一旦出现什么意外，责任界定都不好说。”
3数据
观察分析
外来工流入减少 老龄化急剧上升
羊城晚报记者梳理了近5年的《广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发现，2010年到2014年，广东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从6.57%稳步上升至8.27%，而同期全国这一人口数据从8.87%上升到了10.1%，广东省老年人口比重平均低于全国约两个百分点，增长速度平均高于全国0.12个百分点。
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末，广东全省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数为886.90万人，与2010年“六普”（即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相比，有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家庭占总家庭户的比例增加了3.82个百分点。
这两组数据意味着，尽管广东省的老龄化程度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老龄化进程正在加速。而若按国际通用标准衡量，广东人口年龄结构已经处于“老年型”发展时期。
而从人口负担系数来看，2014年末，全省老年人口抚养比10.83％，即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抚养11名老年人。与上年相比较，上升了0.25个百分点，但仍比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低3.05个百分点，仍然是全国人口总抚养比较低地区之一。
不过，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副所长左晓斯向记者分析指出，应该客观地看到，广东是人口大省，同时也是流动人口大省，正是大量外来劳动力的流入，有效缓解了广东老龄化的趋势和速度。如果撇除外来人口，单算广东省本地人口的话，“从低生育率和高老龄化的关联性推算，广东的老龄化程度不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左晓斯称，随着跨省劳动人口的减少流入、回流和老化，广东的老龄化速度将急剧上升。
记者查阅《广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现，近些年，广东0—14岁人口占比不断下降，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不断上升。这意味着，伴随老年人口进入高龄阶段，劳动年龄的人群在持续减少，年轻人的养老负担不断提升。“我们说广东正处在所谓的‘刘易斯拐点’，人口的问题慢慢显现，特别是农村的养老危机将更为普遍和深刻。”
包括左晓斯、北京大学人口学院教授穆光宗在内的多位人口学家告诉记者，中国的养老困境实际上是“超低生育率陷阱”的反映，要应对老龄化，人力上的准备和储备是最根本的举措，应当呼吁全面放开二孩，调整当前人口政策。
《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14）》数据显示，截止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平均有3.2个子女，但到2020-2030年间，全国老年人口平均子女数将下降到两个以下，城镇老年人口的平均子女数不到1个。穆光宗指出，养老和生育具有内在关联性，中国需要人口储备来应对持续低生育率、人口少子化和人力资源短缺所造成的人口亏损危机。他认为，缓解养老危机需要提前20年左右储备年轻人口的战略资源。换言之，如果2015年出台人口新政，那么所产生的人口补偿效应也要在2035年前后才能呈现出来。
4策略
专家教路
“广东的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于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大滞后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上海、江浙地区，甚至滞后于湖南等周边的其他省份”。左晓斯直言不讳地指出，广东的老年人服务需求和供养压力都在增加，但广东在养老服务方面社会投入虽然看上去绝对量很大，但是实际占比并不大。
据他调研，广东的养老服务投入不足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老年津贴，从全国来看，广东省的老年津贴标准是低于周边很多地区；其次是提供老年服务的设施，包括养老院、社区养老的一些配备设施，比北京、上海、江浙地区要少得多，甚至比内地一些省份也要少；第三是老人自身的组织化程度低，进而影响老年的生活质量和精神状态，政府在这方面缺乏有效的引导和组织。
“我们的养老规划里头提出要实现9073，这个目标已经很低了，但是实现这个目标还要很久。”左晓斯表示，在公共治理完善的社会，提前二三十年就要拿出应对老龄化的方案。但是目前广东乃至中国都存在“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双重难题，而“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非常有限”。
有人口学家分析指出，目前对于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口，仍有不少需要关注和逐步解决的问题：如独居老年人口的居家安全问题；再如有些家庭缺乏在精神层面上对老人进行关怀，与老人的经常性沟通欠缺，老年人口的再婚还存在压力等，这造成了老年人的孤独感，给身心健康带来不良影响。
左晓斯认为，现有的养老模式大都属于被动的，倡导老年人的互助服务，把他们组织起来，就是要形成积极的、主动的、增长的养老模式。他举例说，有一部分职业如大学教授、医生等，老年人可以自我组织起来提供一些相互的服务，在这些服务中，他们甚至可以获得部分报酬和补贴，“自我组织、自我服务、缓解社会养老压力的同时也可以自我充实完善，这才是好的出路。”
事实上，与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家庭规模在持续减小，绝大多数老人依赖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挑战，这也为“以老养老”模式提供了发展的空间。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李琴建议，在农村养老方面，通过建立老年互助自助组织，如健康老人服务有病老人，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在老龄人口内部化解劳动服务需求，不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资源与养老、托老需求之间的矛盾，还能加深邻里感情，全面提升养老生活品质。（李妹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