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学落马处长被指官商通吃 用专属定制手机
蔡荣生
高校是国家的人文重镇、知识灯塔，理当是一片只有书香没有铜臭的净土。然而，近日频发的高校腐败案，正颠覆着人们的传统印象。
2013年12月24日，浙江大学副校长褚健因经济问题，被检察院立案调查。此前，南昌大学校长周文斌、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四川大学副校长安小予等，也接连因经济问题落马。高校中到底藏着多少腐败黑洞？一句校园流行语，已将此谜底揭开：“招生黑，基建肥，校办企业油水多。”
招生黑幕下的贪腐链条
2003年，教育部开始放权，允许部分高校试行自主招生。这本是教育改革中一次重大的突破和尝试，却成了某些人掘金的好机会。在利益的诱惑下，一些高校负责人纷纷跳入腐败陷阱。
“100万能上人大。”这是去年11月，人大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被调查后，爆出的腐败黑幕。一位参加过人大艺术特长生考试的学生告诉记者，跟清华等其他学校不同，人大艺术生的考试评委和考生间是不拉帘子隔开的，也就是说，评委和考生互相都能看见，“很容易有猫腻”。所以，开学艺术团训练时，老师发现有些艺术生水平很差，就会吼他们：“你们都交了多少钱进来的？”而据知情人士透露，蔡荣生在自主招生中的涉案金额可能达数亿元。
49岁的蔡荣生是吉林长春人，先后任职于长春一汽集团、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等。1999年，蔡荣生进入人大商学院攻读在职博士，师从人大原校长纪宝成，于2002年毕业。一年后，蔡荣生回到人大，担任该校学生处处长、就业指导中心主任。2005年，蔡荣生升任人大招生就业处处长，这一当就是8年。在人大的升迁路中，招生处长被视为重要角色，因为他“手握招生大权，几乎可以呼风唤雨。”而升官后的蔡荣生，也一副官员做派，常常“端着架子”。
一位人大学生告诉记者，蔡荣生经常陪一位学校领导到食堂视察，这位领导喜欢和同学们打成一片，而蔡则不爱和学生多说话，总是不苟言笑地站在一旁。这本不是蔡荣生的工作，但领导来他一定陪同。在人大老师看来，常常是领导在哪儿，他就跟到哪儿。也许正因如此，蔡荣生在人大才会顺风顺水。2012年，还被评为“全国就业先进工作者”，此前在人大的官网上还能看到蔡荣生教学成果获奖的消息。
蔡荣生可谓是“官商通吃”。他曾担任至少7家公司的独立董事。业内人士说，企业重金聘请高校独董，往往因为高校领导广阔的社会关系，能在关键时候帮他们解决意想不到的难题。而蔡荣生每年至少可以从这些公司获得20万元左右的酬劳，这或许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蔡荣生在这些公司的“重要价值”。随着蔡荣生头上的光环增多，他也日渐高调。平日里，他开着人大最高级的轿车，用着专属的高级定制手机，话虽少，但从来都是“说一不二”。
2010年开始，网上就有举报材料指向蔡荣生招生腐败。2013年6月，中央巡视组进驻人大，发现了蔡荣生徇私舞弊的线索。11月，蔡荣生落马。一位高校招生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前，高校领导、省市招办官员和考生家长，已形成招生腐败链条。通过高考加分舞弊、自主招生下的点名录取等方式，实现金钱、权力与入学资格的互换。
基建已成重灾区
有从招生上捞钱的，也有从房子上找好处的。2013年12月18日，中纪委公布了四川大学副校长安小予被调查的消息。四川大学作为西南综合实力顶尖的高校，其副校长落马可谓重磅消息。
61岁的安小予是河北人，1969年参加工作。川大的一位教授告诉记者，安小予出身干部家庭，其父曾是四川省组织部长，母亲也担任过要职。据悉，早在2000年，安小予就担任了川大基建处处长。2004年川大公开选聘副校长时，已是校长助理、规划建设处处长的安小予也是候选人之一。当时安小予表示，如果自己当选，会努力为师生提供优质的条件保障，力争政府支持，在新校区为教师兴建3000套住房。尽管“条件”如此诱人的，但因为人缘不好，“学术造诣不高”，最终也未能竞聘成功。不过，安小予有自己的办法。2009年9月，做了3年援疆干部后，安小予回到川大，如愿当上了副校长，分管原本熟悉的基建和后勤工作。至此，他的高校生涯一直围绕着基建和后勤两块进行，而其贪腐问题也恰恰出在这些领域。
据知情人士推测，安小予的落马很有可能和文星花园的二期工程以及管理学院大楼的建设项目有关。川大公开文件显示，文星花园是由四川川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的教职工住宅小区。而管理学院更是安小予担任副校长后的重点工程。该学院是川大和香港理工大学合作成立，由香港马会捐助启动资金援建的。学院大楼在2010年12月破土动工，2013年4月竣工并通过验收。
对于安小予被调查一事，川大并未作出正面回应，不过在校领导一栏，已没有安小予的名字。与之合作的香港理工大学负责人甚至表示，没听说过安小予这个人，也不知道其在项目中的职责。
安小予并不是个例。2013年5月30日，成都中医药大学的校长范昕建涉嫌违纪被调查，同他一起被调查的还有负责基建的数位中层干部。2013年7月，该校党委书记张忠元也被免职。知情人士称，范昕建与张忠元的案件有交叉情况，都与学校新校区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腐败有关。也是去年5月，南昌大学校长周文斌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纪委官员向媒体透露，周文斌涉及南昌大学新校区基建贪腐问题。随后周文斌的校长职务被免。
校办企业成捞钱的金库
在安小予被调查后不久，另一所全国著名高校—浙江大学副校长褚健，也因为经济问题被调查。和安小予不同，褚健的问题出在校办企业上。
褚健出生于1963年，浙江海盐人。1978年，15岁的褚健在恢复高考后第二年，顺利考入原浙江大学化工系工业自动化专业。1984年，褚健硕士毕业。随后他前往日本京都大学化工生产过程自动化及仪表专业学习，1989年获博士学位。和安小予、蔡荣生不同，褚健的学术履历相当辉煌。作为中国控制系统工程领域的顶级专家之一，他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次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并且是国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首批特聘教授。就在案发前，褚健还进入了2013年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第一轮候选人名单。
褚健是浙大培养出的学术明星。从日本学成归国后，他再次进入了浙大博士后站做研究工作，1991年后，开始在浙大任教。1993年，年仅30岁的褚健晋升教授，第二年就成了博士生导师，随后他又参与创建了浙江中控科技集团并担任总裁。2005年，褚健正式出任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分管人事处、后勤集团以及两家校属企业。此外，他还是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他的同事曾开玩笑说，“除了长寿是一件不可知的事情之外，褚健已经得到了一切。”
从2013年10月开始，褚健被立案调查的消息陆续传出。直到12月底，这一消息才被确认。业内人士称，褚健运用了高超的股权腾挪术，将校办企业变成了自己捞钱的小金库。
据了解，褚健被调查与之前中控集团涉嫌侵吞浙大海纳资产一事有关。浙大海纳是1999年由褚健等人发起成立的公司。该公司曾酝酿上市，根据当时的招股书，浙大海纳上市时核心资产主要有3块，即浙江大学半导体厂、杭州浙大中控自动化公司、浙江大学快威科技产业总公司经营的业务。这3块业务，经由资本运作，先后被剥离，并试图再次包装上市。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在此过程中，浙大海纳涉及自动化业务的资产被侵吞，而褚健正是当时的负责人。
有消息说，在案发前，已经有不少人在举报褚健，不过都无结果。这次是一位非常有分量的教授举报褚健，才导致他被调查。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对褚健的调查早在2012年8月已开始，除了上市公司的经济问题外，还包括科研经费等方面。
高校缘何频频中招
“高校早已不是清水衙门，这给权力制造了寻租空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告诉记者。近年来，国家加大对高校投入，有不少学校面临搬迁和建设新校园等问题。因此，在基建工程、物资采购、财务管理、校办企业等领域，容易滋生腐败。以基建为例，高校领导在基建领域的腐败，主要存在于招标时的贪污受贿。在工程招标时，学校作为大甲方，由领导决定将工程给谁不给谁，往往就会面临腐败陷阱。很多领导因为经不起诱惑，谁给我回扣多，我就把这个项目给谁，以权钱交易的方式进行贪污受贿，最后锒铛入狱。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认为，高校贪腐的根源在于过度行政化。由于高校权力体系单一，高校领导只需对上级负责，权力的过度膨胀，使得一些人无所顾忌，敢于去腐败。就招生而言，招生腐败根源就在于计划，有权的人才能计划。现在高校招生，就是行政主导的大学管理体制让行政权力过度参与到了自主招生的过程中，导致了各类腐败的发生。
其次是监督机制缺失。随着高校领导的权力越来越大，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却并没有及时跟进。在校办企业创建过程中，因为人财物与高校紧紧捆绑，高校领导容易权力与利益相套，常常利用产业产权或成果转让营私舞弊。这样一来，国有资产容易被当作“唐僧肉”，校办企业也逐渐成为学校高层腐败的小金库。而近来的腐败多出自名校，不是因为其监管难度大，是有社会影响的因素。任建明说，过去我们顾虑到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所以名校的案子查得比较少，现在这种情况正逐渐改变。因为名校拥有的资源更多，一旦招生、办学，领导干部、企业家都愿意到名校来，名校能争取到的国家拨款更多，科研经费比重更大，因而腐败的可能性也更大。
任建明认为，高校的腐败不仅集中在经济问题，还有生活作风等方面的腐败，近日中科院副所长王文、陕西省委党校副校长秦国刚先后爆出“艳照门”，令舆论哗然。身为高校领导，却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折射出自身道德观念淡薄的同时，也将高校声望带至谷底。
“向内看”和“向外看”
在2002年和2010年教育部就曾发布《关于全面推进校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和《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办法》明确规定“财务、资产与财务管理制度”和“重大基建工程的招投标情况”，应主动公开。可这些文件，却在很多高校校长们的“一言堂”里成为了表面文章。
储朝晖认为，当前高校治贪，需要依靠一个完善的体系。“首先是去行政化，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这是治腐的根本”，储朝晖说。他认为对学校可以推行一种“牛吃草”的机制：每个学校相当于一头牛，放牛的时候吃草，每头牛都会找最好的草吃。这好比如果没有行政和计划，每个学校在招生时也都会想招最好的学生。这个时候负责人不会利用招生的权力去腐败，也不会利用企业创收而白白毁掉自己发展的根本。
其次是学校内部要建立规范权力的机制。这种机制包括学校内部的公开透明，同时也要有自我监督和社会监督。储朝晖解释，因为权力层级低，监督教授往往比监督行政部门要简单得多。“外部监督、巡视组是有限的，因此在专业的机制之外我们还需要全方位的信息公开，让媒体、公众，一眼看到底。”
任建明认为，高校反腐也需要标本兼治。一方面，高校反腐应按照十八大以来强调的“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加大打击力度，以形成威慑。另一方面，高校腐败要治“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主张和措施，意在不断完善学校内部的治理结构，改变校长或者书记的“家长制”，让广大师生有适当的决策执行监督的权力。
“很多措施其实不需要原创，我们可以看看国外一流大学。”任建明说，纽约大学也是自主招生，都招到我们中国来了，为什么人家不买分？它的章法和治理结构是怎样的，我们都可以学习。或许，正如孔子在《论语》中说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适时地“向内看”和“向外看”，会给我们的高校治腐更多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