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中共历史屡犯左倾 国人付出惨重代价
资料图：金冲及。
演讲者：金冲及 演讲主题：中国近代史的几个根本问题
演讲地点：国家图书馆 主办单位：中国社科院等
著名历史学家讲述中国近代史的几大根本问题
在新中国已经成立以后，再搬用以往那种革命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三次“左”倾错误，需要跟整个探索过程联系起来才能理解
从1840年到1949年，中间一共109年，讲一个约数，可以说是100年。这个100年对中华民族来讲，是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100年；是我们中国从极度衰败、备受各种屈辱以至于濒临灭亡的边缘，到能够重新挺身站立起来并开始大踏步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大的转折。这样一个变化，可以说是几代中国人前赴后继、顽强斗争的结果，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换来的。对这一段历史，我准备讲三个问题，也就是中国近代历史里三个根本性的问题，分别是有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近代革命和改革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民族复兴
甲午战争之前，许多人还没认识到中国已经衰落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历史中的一个非常突出、响亮的口号。远一点的汉唐盛世不说，就讲近一点的康雍乾时代，中国在很多方面仍站在世界的前列。尽管如此，也需要看到那时候我们已经暴露出一个很重要的弱点，就是中国社会内部缺少能够使得社会迅速发展的一种内在机制。所以到19世纪，中国就落后了，而到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中国签订《南京条约》，中国就开始丧失完全独立的地位，走上了半殖民地的道路。
还需要说明，尽管中国社会已发生那样一个变化，但是当时的中国人并不是立刻就能够清醒地看到这一点。说起来很奇怪，鸦片战争签订了那样屈辱的《南京条约》，中国人怎么还没有能够很好地觉醒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在中国可以说是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之一、能够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的那些知识分子中很重要的人物——魏源的情况。他写了一部很有名的书，叫《海国图志》，介绍世界各国的情况。他在《海国图志》的序言里面，讲到这次战争的失败给中国人带来很大的耻辱，但他并不认为中国从此进入一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魏源讲，你看准噶尔当年曾经那么猖狂，但这个叛乱最后不是也被削平了吗？因此只要我们能够了解世界的情况，采取三个办法，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叫“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把外国的坚船利炮这套办法学过来，我们就能够制住他。
在这以后，又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以后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对中国人来讲，更是一次奇耻大辱。但是很奇怪，那时候许多人并没有觉得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相反，因为在英法联军之役结束以后，他们支持清朝政府平定了太平天国。地主阶级士大夫们认为，已经得到了足够的甚至超过他们预期的补偿。再加上那时曾国藩、李鸿章他们推行的洋务运动，搞了一些工业，训练了一些新军，这些在当时确实也起过一些积极作用，在人们心里造成一种虚幻的安全感，感觉到中国有办法了。所以那个时候，没有人说中国已经衰败，相反都说这是中兴。
再往后，又发生中法战争。中法战争中，中国又失败了，但很多人认为，这次战争中国人打得并不差，镇南关，就是现在中越边界的友谊关这一仗后，中国军队一直打到谅山，问题就是李鸿章卖国，最后签订了那么屈辱的条约，所以还没有清醒过来。甚至到1894年，也就是说甲午中日战争前夜，许多人还处于盲目自大中。郑观应曾写了一本书——《盛世危言》，这本书影响非常大。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候就读过这本《盛世危言》，并且是借了这本书来读的。那个时候郑观应主张改革，认为今天应该要说几句危言耸听的话让大家惊醒。但是他还不敢说现在中国已经到了一个衰世，还讲我是在盛世发几句危言。可见，一直到甲午战争前夜，一般人对中国面对的严重的民族危机认识还是很不足的。这也不足为怪，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农业经济总是春夏秋冬周而复始，这样一个环境对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根深蒂固，觉得世上的一切都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都不过是在那里循环不已。
我们近代历史的主旋律是拯救祖国
甲午战争就不一样了。甲午战争被日本打败，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把自己的领土台湾省割给了日本，最初还把辽东半岛也割给日本，赔款2万万两白银。以后因为要收回辽东半岛，又加了3000万两白银。还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开设工厂。这件事情对中国的影响太大了。这空前的亡国条约，真是把中国人从睡梦中唤醒了。
我们非常熟悉的许多口号都是那时提出来的，如“振兴中华”，就是1894年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提出来的。再如“救亡”这个口号，是严复在1895年的一篇文章《救亡决论》里提出来的。这两个口号从他们喊出来以后，可以说影响了几代的中国人。我们近代历史的主旋律是拯救祖国。那时候有一份《中外日报》上讲：我们在洋务运动时期还讲什么自强、求富，现在别再讲那些门面话了，倒不如直截了当地讲救亡。
事情并不是到这里为止。又过了两年多，德国强占胶州湾，然后沙俄强行租借旅顺、大连，英国强行租借威海卫、香港九龙的新界。不久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运动起来以后，发生了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事。他们占领中国的首都北京整整一年之久，把首都划分成几个区。南边，和现在的宣武区、崇文区地界差不多。北边，除东城区、西城区以外，从故宫往北又划成一个区，由各国分别占领，中国老百姓要挂他们的国旗，他们还在北京附近到处烧杀抢掠，北京被外国人占领了整整一年！
中国曾经有过那样灿烂的过去，到这个时候，却沦落到将要被瓜分的悲惨境地。两者之间形成极为强烈的反差，所以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严复喊出“救亡”的口号以后，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因为他们喊出了所有中国人的共同心声。
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最大威胁。从1915年向北洋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到1931年发动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的东北，再到以后制造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一直到卢沟桥事变，一步紧接着一步发生。1935年的时候，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历经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华民族第一次战胜了外来侵略者。战后，国民党要打内战，美国又要来控制中国。又经过三年的解放战争，终于成立了新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并不是说到新中国成立就完成了。十六大报告里边多处提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望未来的目标是：我们在20年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50年内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再往后，就是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主题，正是我们中国100多年来以及今后多少年为之奋斗的目标。
革命和改革
是改革还是革命需依时而定
怎么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不是不需要经过革命，只要像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那样，中国就能够实现现代化？当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变革存在着两种形式：改革，有时又叫它改良，另一个就是革命。
这两种方式哪一种方式好呢？一切都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历史条件来决定。
人类的历史大致上就是如此。拿中国的情况来讲，中国人只是在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悬于一发的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万众一心地起来拼命。千百万人奋不顾身地投身革命，绝不是任何人想这样做就能这样做的，而是由深刻的社会原因造成的。中国近代的革命就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经处于被灭亡的边缘的情况下，大家要求政府能够领导人民抵抗外来侵略、在内部进行根本改革，为之付出一次又一次的努力，这些最后都落空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迫使人们下决心，拿起武器进行革命。
大家都知道，孙中山在1894年成立兴中会的前夜，还赶到天津去见李鸿章，他提出的主张，还是一个很温和的改革的主张，但是李鸿章连见都不见他。所以他自己讲，本来认为李鸿章也许是一个比较识时务的大吏，如果能接受他的意见，那当然比流血牺牲要好，但到这个时候，他所抱的希望完全破灭，最后就走上革命的道路。所以孙中山说过这么一句话，革命是万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下去。
现在有的人说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为什么以后要搞土地革命啊？这样讲的人忘掉了一个最根本的事实：国共合作是怎么破裂的。当时国民党下狠心大屠杀，据中共六大的报告说杀了31万人。毛泽东同志在1964年的六七月间两次接见外宾的时候，说过那么两段话：一段话，他说那个时候——大革命初期，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没有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5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还有一段话，他说：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这就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了。
革命不是只凭任何人的主观愿望和意志，你要搞革命，千百万人就会跟着你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一起起来拼命。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它是客观历史发展的一个结果，如果条件不成熟，任何人要做也做不起来。
在新中国已经成立并且展开大规模建设以后，再搬用以往革命时期的那些想法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这种错误的出现，也可以理解，因为革命的时候，人们总是非常强烈地追求一种完美的理想社会的实现。这种情绪，有时达到一种狂热的程度。当革命胜利以后，人们往往容易在思想上形成一种习惯。因为前面的胜利就是那么大刀阔斧干出来的，以为我们用同样的方法，也能够很快地在建设中取得同样的成果，但是忽略了或者根本没有认识到这样的想法并不符合已经改变了的客观实际，在新的客观实际的条件下，就不能再采用过去那样的方法。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
历史使命
引导我们中华民族胜利前进的是中国共产党
在近代中国，谁能够领导人民，将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结束黑暗的旧社会制度，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谁就能够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拥戴。
能够正确地引导我们中华民族胜利前进、符合人民解放要求的这种政治力量，在近代中国是有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为了替国家寻找出路，中国人进行过多种多样的尝试，都失败了。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先后宣告失败。义和团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具有两重性。一个是外国人当时欺侮中国人到这个地步，怎么能够怪中国人要起来反抗呢？而中国那时又没有先进的阶级、先进的政党来领导。主要是下层的农民或者市民起来反抗，一定同时又会带来很多愚昧落后的东西。我们怎么能够因为义和团运动中表现出来的一些愚昧落后的东西，就说他们不应该起来反抗？当然反过来，也不能因为他们起来反抗，就对那些愚昧落后的东西加以美化。
最后就出现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意义是应该充分肯定的。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统治，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事。但辛亥革命也未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样一个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状况一天天坏下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要找一条新的路。正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辛亥革命以后十年，中国共产党就成立了。
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是极不容易的，并没有什么现成的答案。新的问题一个又一个提出来，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前进。无论在革命时期也好，建设时期也好，在这过程中间的很多挫折，恐怕都需要跟整个探索的过程联系起来才能理解。
大革命失败后的复仇心理导致第一次“左”倾错误
在革命时期，我们的党曾经犯过三次“左”倾错误，这对学过党史的人都是常识。但是也可以进一步提出一些问题：这三次“左”倾，为什么当一次“左”倾纠正以后，接下来又是一次“左”倾，而且一次比一次厉害，这是什么原因？当然，这里有主要负责人、有共产国际的原因，但当时党的领导干部甚至党员中大多数人是支持的，这又是什么原因？这三次“左”倾，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这些都是可以探讨的。
我们可以看看这三次“左”倾是怎么一次次发展起来的。第一次“左”倾跟以后两次的不同点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遭受惨重失败后发生的。刚才已经讲到，国民党在全国进行了大屠杀，当时一共杀了31万人，其中共产党人有26000人。在那种情况下，党内就出现了第一次“左”倾错误——“左”倾盲动主义。它最明显的标志是，在全国各地，不顾当地的主客观条件，都要求起来暴动，谁不暴动谁就是机会主义，而且认为党的任务就是最后在全国实现总暴动。出现这种现象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的大屠杀下，不少同志牺牲了，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复仇心理。另外，那个时候有一批人动摇甚至叛变，很多坚持下来革命的人，对那些背叛的行为充满了鄙视和憎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谁不敢起来坚决行动就是可耻的动摇和背叛。另一个原因，是那个时候大革命高潮刚过去不久，全国曾出现过那么轰轰烈烈的场面，北伐军胜利北进，各地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很多人一直沉浸在这样的陶醉中，突然遇到这么严重的挫折，很不能适应，总觉得这个局面不会长久，只要坚持奋斗，一个新的局面很快又可以打开。
瞿秋白同志当时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他提出一个结论，革命当然是在不断高涨。这次“左”倾错误，因为造成很多损失，隔了半年就停止了。
对形势做出过分乐观的估计导致第二次“左”倾错误
第二次“左”倾错误，与第一次相隔了两年。它跟第一次“左”倾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第一次，是在革命失败的情况下，带有拼命性质的蛮干，第二次“左”倾是在革命走向逐步复兴，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又出现新的危机的情况下，对形势做出过分乐观的估计而采取的冒险主义行动。纠正第一次“左”倾错误的1928年的党的六大，它所制定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现在正处在两个高潮中间的低潮的时候，党的总方针是争取群众。六大后的两年之中，各方面的工作显然是有成效的：一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原来几乎被打散了的组织，一个一个地重新恢复起来；二是，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1930年全国红军已经有了13个军。而国民党到1930年的时候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以蒋介石为一方，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为另一方的中原大战，双方出动的兵力有160万人，打了四个月，根本顾不上对付共产党，内部危机也很深重。
再加上共产国际又有四次来信。那时共产国际把前苏联的利益和做法强加给各国共产党。前苏联正反对布哈林的“右”倾，就要求各国共产党都要反“右”倾。它在来信里边说中国现在又到了一个总危机的时候，说“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现在已经克服了。六大时并没有讲明现在所处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有多长时间，多少时间又可以走向高潮，而共产党人心里一般都有很急切的愿望，希望能够快一点度过这个低潮，很容易认为现在新的高潮又要到来了。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
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导致第三次“左”倾错误
第三次“左”倾是紧跟着第二次“左”倾来的，就是那一批从共产国际派回来的王明、博古，包括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张闻天、王稼祥二人的思想后来有了很大的变化）带来的。他们跟第二次“左”倾又有不同，打的旗号叫国际路线，声称要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那时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内有很高的威信，中国共产党在党章里规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听从它的命令。他们来后提出的国际路线，就是进攻路线。那个时候国民党统治区里面的工人运动已经越来越低落了，而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越来越发展，所以他们又有一个变化，就是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集中到红军和根据地方面去。派从莫斯科回来的夏曦到红二、六军团去，派张国焘到四方面军、鄂豫皖根据地去，直接控制这些地区，一切要听他们的指挥。第三次“左”倾错误的一个高峰是1934年1月的六届五中全会。它的政治决议案是这样写的：在军事上就提出要形成百万钢铁红军，是大量扩军，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就是跟人家打阵地战；在土地问题上，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在统一战线方面，又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用这样一整套的政策，又打着国际路线的旗号，统治了四年之久，就使整个根据地几乎全盘失败，逼着红军走上长征的路。
中国共产党内的三次“左”倾错误一次一次地发展下来也有内在的规律可以寻找。这三次“左”倾有不同，也有相同的地方，归结起来是这样三点：
第一个是主观主义，就是不实事求是。第二个是没有党内民主，不走群众路线。第三个是共产国际瞎指挥，中国共产党不能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问题。所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讲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有三条，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独立自主。这几点确实是中国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实践中最后总结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教训。有了这些，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此文为“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系列之一，该系列由北京时代华语图书公司整理结集）
演讲者小传
金冲及，1930年出生于上海市。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曾任复旦大学教务部副主任，文物出版社总编辑，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中国史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二十世纪中国的崛起》、《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等；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