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英雄纪念碑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近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决定，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日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

在首个烈士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走近人民英雄纪念碑，追忆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选址曾有三处，为何最终确定天安门广场？

为了纪念革命先烈，纪念1840年以来在中国历次革命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1949年9月30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作出决议，要在首都北京兴建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

最初关于纪念碑的建造地点曾有过多种意见，委员们讨论时曾有人主张建在东单广场，也有人主张建在西郊的八宝山，最终是由周恩来根据多数委员的意见，决定将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上。周恩来认为天安门广场有“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天安门广场将是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敬仰的地方。当时大多数人赞成这个意见。

1949年9月30日下午，毛泽东就与全体政协委员一起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奠基典礼，毛泽东在仪式上宣读了碑文，并在天安门广场南侧原中华门的北边与委员们一起执锹破土。纪念碑成为共和国在天安门广场打造的第一座历史性建筑，它比我们共和国的开国盛典还早一天呢。

由于人民英雄纪念碑要安放在天安门广场中，因此碑体不能太小。考虑到天安门高33.7米，正阳门城楼高43.65米，设计者最初将纪念碑的高度定为39米，实际建成的高度为37.94米。“今天所看到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不是先建成天安门广场再进行设计的，而是根据未来广场可能达到的规模来设计的。这在世界广场建筑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永恒的象征：人民英雄纪念碑研究》作者殷双喜如是说。

154字的碑文，周恩来写了多少遍？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址奠基典礼上，毛泽东宣读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这篇雕刻在碑石背面耳熟能详的碑文，是由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起草，周恩来亲笔书写的。

那时，周恩来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一遍碑文，前后共写了40多遍，最后挑选了自己最满意的一篇。他拿到工地，征求雕刻家刘开渠的意见，诚恳地问：“怎么样？行不行？”刘开渠说：“以前只看到您的题词，还没有看到过您写这么多字、这么工整的书法作品。”

碑文写好后，雕刻碑文的任务也非常艰巨。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篆刻师陈志敬之子陈光铭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父亲就是给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碑刻碑文的人。我当时才10岁，只能给父亲打下手，但我也是历史的亲历者！”

陈光铭记得很清楚，1949年9月23日，突然有几位政协的同志到他家,要求在9月30日前把154字的碑文刻好。

陈光铭回忆说，接到任务后，父亲陈志敬开始准备碑的石料。如果按照常规的方法找石料，肯定来不及，只能在家里的旧碑中找了一块合适的碑，但必须先把旧碑上的碑文磨平磨光。在父亲的带领下，年仅10岁的陈光铭和哥哥、母亲先用粗砂石把旧碑上的碑文磨平，再用细水砂石把石碑磨光，擦干净碑的表面。最后由父亲给碑上墨、上蜡，此时已快到夜里12点了。

9月30日上午，陈志敬雇了一辆人力车把雕刻有碑文的奠基石碑送到天安门广场，因为担心车来回颠簸会把石碑弄坏，所以特地拿一床被子垫着。

陈光铭还透露说，当时父亲看到的碑文共有154字。大约在1954年后，碑文发生了两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碑文少了“为国牺牲的”5个字，第二个变化是落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敬立”中，“敬立”改为“建立”。

纪念碑从开始设计到1952年8月1日正式开工，再至1958年5月1日正式落成揭幕，从1949年开始，边设计边施工共用了8年多的时间。在建造过程中，毛泽东于1955年6月9日亲自为纪念碑的碑石写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的题词。

这个“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题词毛泽东共写了3幅，他还捎口信说，要多请专家提意见，问哪一幅可以用，也可以选取一些字重新编排。如果认为写得不够好，还可重写。殷双喜说，“现在纪念碑上的8个大字，就是征求专家意见后，从3幅字中选取8个字重新编排而成的，极充分地体现了毛主席书法的神韵。”

为什么改坐北朝南为坐南朝北？

随着奠基典礼的举行，北京市人民政府曾向全国各地征集纪念碑的设计方案。根据参加过设计施工的专家回忆，纪念碑的结构设计方案征集到140多件。周恩来在审定设计方案时曾提出，为了将来能让更多人非常醒目地从长安街看到纪念碑的正面，建议将传统的纪念碑坐北朝南的形式改变为坐南朝北。

1952年5月10日，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会主任由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担任，副主任为著名建筑家梁思成。1953年后，委员会的工作就是对既定方案的颜色、高矮等情况进行进一步完善和修改，边设计边施工，直到1957年设计工作才全部完成。

经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讨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形设计主要参照了中国的唐代石碑与清代石碑，但碑顶的设计在当时是最为困难、争论最多的一个部分。

1952年8月1日正式动工开建到1954年11月两年多的时间内，工程进度缓慢。建筑师主张用“建筑顶”，即在纪念碑顶部建造一个古代常用的顶子。雕塑师则主张用“群像顶”。反对“建筑顶”的理由是“大屋顶”形象太古老，反对“群像顶”的理由是“在40米高空，无论远近都看不清楚雕像”。

最终选取的碑顶方案是由古建筑学者梁思成制定下来的。他在结合了多处古建筑外形的基础上，设计形成了纪念碑的雏形，并在碑顶上破天荒地加了个“小屋顶”的装饰，这个极具特色的“小屋顶”后来被广泛运用到各种新建筑物之上。

此外，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花圈纹饰十分重要，不仅是纪念碑建筑装饰的组成，也生动地表达了人民对英雄的崇高敬意，浮雕花圈表示对英雄的永久纪念。

林徽因与梁思成是纪念碑上花圈纹饰的主要参与设计者。他们采用百花和卷草作为碑座装饰纹样的主题，而在不同的位置上用不同的方式以求变化，以取得建筑物本身各部分所要求的装饰效果。

据纪念碑的设计资料所载：百草花纹是我国历代人民所熟悉并喜爱的题材，有悠久的优良传统……而在细节各部如花朵、花梗、卷叶、丝带等，包含着崭新丰富的内容和现实的形象，能活泼地表现出时代的精神。

1955年，林徽因病逝后，由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负责林徽因墓的修建施工，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与碑，墓碑上采用的浮雕装饰图案，正是梁思成与林徽因共同为纪念碑设计的图案。林徽因与她设计的图案永远相伴，长眠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浮雕《胜利渡长江》二稿已通过，为何还要画第三稿？

纪念碑碑体设计确定后，下部装饰的浮雕创作也随之开展。1953年成立了纪念碑美术创作组，著名作家、时任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担任组长，常务副组长有两位，一位是雕刻家刘开渠，另一位就是画家彦涵。

彦涵老先生曾回忆说，“我被委以重任是有背景的。抗战爆发后，19岁的我考入国立杭州艺专，毅然投奔延安，奔赴抗日前线。有一次毛泽东看到我的木刻，他赞赏说：‘刻得好，很有气势。’由于我打过仗，对人民军队有切身感受，郑振铎把我视为美术创作组负责人最合适的人选之一。刘开渠负责雕刻方面的组织工作，我负责画稿设计的组织与协调。”

由于彦涵画过渡长江的油画，因此《胜利渡长江》的画稿便由他来设计。“稿子画了3遍，第一遍画的是战士头戴美式钢盔冲锋的场景，这虽然真实地反映了渡江战斗的情形，但考虑到群众对解放军的普遍印象，于是第二稿将战士们改为头戴布军帽，并且突出了指挥员以及划船民工的形象。后来，纪念碑建设时采用了此稿。”

既然第二稿已被采用，为什么又画了第三稿呢？第三稿上面的人物更多，画稿长度更长。原来，彦涵当时希望把画稿修改得更完美，于是在第二稿的基础上又创作了浮雕的第三稿，此番设计又增加了一些战士的形象。但由于第三稿过长，不符合纪念碑高耸挺拔的设计方案，最后还是采用了第二稿。

主稿浮雕《虎门销烟》的曾竹韶教授早年在西方许多国家学习考察，对西方雕塑传统作过广泛深入的研究。他在创作中反复推敲人物的形态，注重对人物的精神刻画。《虎门销烟》浮雕人物虽然不多，但是刻画得形象生动，这也是他尝试结合西方雕塑与民族传统技法创作新题材雕刻作品的一个开端。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造过程中，不为人知的一批石工对纪念碑浮雕的雕刻同样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如彦涵先生所说，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创作，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包括来自河北曲阳和苏州的石工，他们的祖辈都从事石匠工作，这些人的功劳不能忘记。

这批石工有28位，长期从事中国民间雕刻。他们传统雕刻技艺很高，但对西方雕刻技术并不了解，也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风格。如果每人的风格不同，对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刻制会产生不利影响。于是，在刘开渠的领导下，这些石工接受了很长时间的培训。雕塑家们拿出自己的人像雕塑作品，让石工练习，由于浮雕所采用的汉白玉开采于北京房山，完整的大料不容易取得，为确保石料不被损毁，石工在练习人像雕塑的基础上，再进行纪念碑人物试刻。

经过一年多的练习，石工们熟悉了从粗刻到细雕的方法，有力地保证了纪念碑浮雕石刻的完成，他们也在实践中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代兼通东西方雕刻技术的优秀石雕艺人。

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于1958年5月1日。艺术家们的心血都凝聚在纪念碑下层大须弥座束腰部四面镶嵌着的8幅汉白玉大型浮雕上。这些浮雕高2米，总长40.68米，共有约170个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