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光明大火死16人 社区书记受贿1600万搞违建

27.08.2014  10:30

  去年造成16人死亡的深圳荣健农批大火牵出腐败案,9人涉嫌职务犯罪。

  昨日,9人中官职最小的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根竹园社区党支部书记兼公明办事处城管执法队案件审理科副科长麦合平,被宝安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提起公诉。检方指控,麦合平涉嫌利用职权便利,先后收受荣健市场老板许日送的好处费累计1600余万元。该案公诉初步揭开违建市场老板许日送如何用金钱开道,编织关系网,保障违建市场的正常运营。对于此案的其他8名国家工作人员,检察机关也正在审查起诉。

   承揽统建楼项目 送感谢费900万

  2007年开始,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根竹园社区与深圳荣健农副产品有限公司合作,对工业区内42栋旧厂房、宿舍和周边养猪场改造,逐渐形成占地21万平米的农贸批发市场。2010年,荣健农副产品市场作为光明新区社区经济转型成功典范,被光明新区列为重点扶持的社区经济转型工程。

  但这一“明星”工程,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违法建筑。其最大股东是许日送,持有95%的股权。据悉,许日送年约50,广东人,在公明深耕多年,经营百货、承揽工程,在当地知名度极高。根据案件披露情况来看,许日送与麦合平关系密切,两人合作至少从2003年就开始,并从根竹园统建楼项目中获得大笔财富。

  麦合平系公明本地村民,1990年起在根竹园村委工作,1993年任根竹园村委主任,1997年任根竹园村委(社区)党支部书记,2011年1月至2013年4月兼任光明新区公明统计办主任,2013年4月兼任光明新区公明城市管理办公室(执法队)案件管理科副科长。

  检方指控,2003年以来,麦合平利用其公明办事处根竹园社区党支部书记的职权便利,帮助许日送在根竹园社区承揽厂房工程、统建楼工程等,并先后多次收受许日送的好处费共计人民币1222万元及约价值人民币150万元的建筑材料。

  其中,仅根竹园村统建楼建筑工程这一项目,许日送即向麦合平指定的账户转入感谢费人民币900万元。对于帮许某承揽社区相关工程收到的好处费及建筑材料,麦合平供称用于买厂房、买房、买车及建房施工等。

   书记“公关”同僚 按月从市场分红

  两人的深度合作还体现在荣健农批的建设运作上。检方指控,为了使处于违法经营状态的荣健市场能办理营业执照,麦合平积极沟通协调,并请求公明办事处及办事处经科办工作人员提供帮助。为此,麦合平曾以拜年的名义,分别拜访公明办事处及办事处经科办工作人员办公室,并行贿了8万元好处费。公开信息显示,此案中,公明城市管理办公室(执法队)主任(队长)常谦及公明经济科技发展办公室主任麦炳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许日送对于麦合平的奔走回报以丰厚利润。检方指控,2011年8月,许日送为感谢麦合平助其筹建荣健市场,并希望麦合平继续帮其与公明办事处及光明新区相关部门沟通协调,特地为麦合平支付了一张高尔夫球会会员卡首期款18万元。

  2013年2月起,经与麦合平协商,许日送还将荣健市场每月部分收益,固定作为好处费送给麦合平。至2013年11月,许日送向麦合平指定账户转款共计264万余元。

  对于关照荣健市场换来的好处费280余万元,麦合平供称用于购买厂房等开支。

   回顾

  2013年12月11日凌晨1时26分许,位于深圳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根竹园社区的荣健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16人死亡、5人受伤,过火面积1290平米,直接经济损失1781.2万元。荣健农批作为一个无手续的违建市场,长期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却一直开门营业,背后也被查出存在腐败问题。事件中,9名国家工作人员因涉嫌职务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分析

   与周伟思案相似 凸显村官复杂身份

  麦合平案,与在全国引发广泛关注的龙岗区南联社区工作站副站长、社区居委会主任周伟思一案极为相似。麦合平与周伟思,作为本地人担任“村官”多年,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然而时隔不到一年,二人同涉嫌职务犯罪先后落马,且涉案数额均十分惊人。

  麦合平与周伟思被指控的罪名都一样,既有受贿也有行贿。一名检察官分析,这并非巧合,与“村官”身份复杂性有一定关系。深圳的“村官”大都身兼多职,造成他们从事公务或受委托从事公务时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从事居民自治活动时又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另外,作为“村官”,有时还充当中介或掮客的角色,帮人去行贿。

  深圳近年高速发展,尤其是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土地价值日益增长,旧城改造、厂房建设、统建楼、违法建筑等一个个巨大利益蛋糕,非常容易出现权钱交易。其中,“村官”都是绕不开的环节。他们在基层极具话语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基层工作的便利、高效,但同时也容易形成家长制作风,不利于监督与制约。

  办案检察官建议推进基层民主,强调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等方面的机制建设,实现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对分离和相互制衡。另外,“还要理顺政府与基层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切实做好‘末梢管理’,这在当前转型期的大背景下尤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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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