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有用的场馆？科技馆不能再“等你来学”

舞台中央有一块大屏幕，屏幕上有两张图，一张图上分布几个红点，另一张图上画着一只手。还没等观众细细观察，主讲人发问了，“大家看到了几个红点？”几乎不需要反应，全场观众一起喊出答案，“5个”。“那你们再看看那只手有什么问题？”

这时，观众才意识到，那只手竟有6个手指头。“这就是非注意盲点。即当你不在意这只手，而主要注意红点时，这只手便成了你的注意盲点，惯性思维的误导也就此产生。”主讲人说。

这位主讲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3卡林加奖获得者李象益，在前不久由中国科普研究所主办的第六届馆校结合·科学教育论坛上，这位科普界最高奖得主当起了魔术师，他试着通过现场的演绎向同行们证明一点：科普工作者应掌握更多的创新方法，将人文和自然科学、科学和艺术结合起来，让孩子们不仅知道“是什么”，更知道“为什么”。

这并不容易。当天，来自中国大陆、台湾、澳门和新西兰科学教育领域的上百位专家，共同研讨的一个重要议题——如何加强我国科技馆与学校之间的馆校合作，提升科学教育水平。而目前看来，这一水平更多地还停留在李象益所说的“大车拉几百个学生来，转一圈又走了，目的性不强”的非正式科普教育状态。

“经常去”和“偶尔去”科技馆的学生，科学技能没有显著差异

非正式科普教育带来一个直观问题是，孩子们在走马观花去学习“是什么”，而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去了解“为什么”。

李象益说，在发达国家，走到科技馆大象展区，工作人员便问：“大象的耳朵为什么大，兔子的耳朵为什么是立起来的，人体的耳朵为什么是小的？”而中国的科技场馆常常说的是：“大象的耳朵是大的，兔子的耳朵是立起来的，人的耳朵是小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科技馆的“教育效果”并不乐观。中国科普研究所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当问到参观学生“在中国科技馆（或北京自然博物馆）参观时，你是否曾尝试从不同角度去观察展品所表现的科学现象”时，能够肯定表示会的学生占46.6%，而不确定的学生高达39.1%。

同时，针对“通过参观中国科技馆（北京自然博物馆），你是否初步理解了科学家探究科学的相关过程和方法”这一问题，56.2%的学生表示可以，但也有38%的学生表示不确定。

“是什么”和“为什么”背后的教育理念有着根本的差别。李象益说，前者是认知，即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后者则是元认知，是认知的再认知。举例来说，你认为一个事物是白的，这是认知，你为什么认为它是白的？这就是元认知。因此，科普工作者中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是：问题比答案更重要。

论坛上，中国科普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罗晖公布的《青少年科学素质调查研究2013——科技场馆对北京地区学生科学素质的影响》显示，在科学知识方面，“经常去”科技场馆的学生科学知识得分（37.80）高于“偶尔去”科技场馆的学生科学知识得分（36.73）。

在科学技能上，“经常去”科技场馆的学生科学技能得分（4.82）高于“偶尔去”的学生科学技能得分（4.79 ），但不存在显著差异。

差异最为显著的在于科学态度。“经常去”科技或科普场馆的学生对科学的态度得分（41.35）高于“偶尔去” 的学生对科学的态度得分（23.79）。

罗晖说，根据调查结果，科技场馆在传播科学知识方面效果很好，但是要“经常去”才能保证持续效果。科技场馆对科学态度培养作用较大且有效，但在科学技能培养上发挥作用不大，该调查给出的政策建议是，应针对科学技能的提高开展有针对性的活动。

要让科技馆“有用”，“不是说馆里有什么，就拿来展什么”

这对于科技馆内部的构造以及科技馆里讲故事的人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论坛当天，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科学传播中心主任David Lloyd以自己对两个场馆的参观为例，谈了什么样的场馆“会讲故事”，什么样的场馆“不会讲故事”。

第一个场馆是英国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在那里他看到了狐尾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植物，这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但令他遗憾的是，他并未在这个展台附近或是讲解员那里找到有关“狐尾松究竟有多老”、“长于何处”的细节。他说：“最为古老，只这一个特性就足以讲一个很好的故事，比如可以对中国的孩子介绍说，这是一个比孔子还要年长的植物，这会让第一次听说它的人印象深刻。”

另一个场馆则给David Lloyd留下了完全不同的印象。该场馆是华盛顿地区的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单从名字来看是“儿童难以理解的主题”，但走进去之后，他发现，这是一个利用讲故事的技巧来强化科学传播的优秀案例——

场馆有一个板块，围绕着在贫民窟和集中营幸存下来的犹太男孩的故事而展开，访问者起初在光线充足、充满欢声笑语且布置着各种日常生活用品的“房子”中穿行，接着，展示贫民窟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房间光线逐渐暗下来，陈设、布置甚至让人有一些恐怖和不祥的感觉，身临其境的人很容易体会到当年犹太孩子的遭遇。

无独有偶，当天，国立台北教育大学自然科学教育学系教授卢玉玲也谈起了讲故事的重要性，她还像列数学公式那样给一个好的故事设计出一个金字塔模型：ABCDE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引人入胜，再者是继续升温，第三是达到高潮，接着是剧情降温，最后是大结局，即收尾。

然而，像这般主动运用展品形式、精心打造故事内容来吸引受众的做法屈指可数，更多的传播方式还停留在“等你来学”的旧时代。如同李象益所说的，有些科技馆还是“有什么，就拿来展什么”，要知道科技馆不是摆设，而是给大教育、给孩子的成长服务的。

“分数还是第一，获奖还是第一，功利还是第一”

这方面，美国已经走在中国前面。2007年，美国教育部发布《美国学术竞争力咨询报告》称：非正规教育是美国教育系统的三个相互整合的部分之一，即K-12教育、高等教育、非正规教育，从而保证“美国在经济上的竞争力、尤其是保证国家教育机构培养公民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素养、培养未来科学家、工程师、数学家和技术专家的未来的能力”。

相应地，“逛科技馆”这种科普教育早已告别边缘，跨入非正规教育即校外课堂的正轨。比如，根据罗晖介绍，成立于1846年的史密森学会拥有19家博物馆、画廊、动物园和9家研究院，提供了STEM相关学科领域不少的参与机会。2012年，史密森学会的公共机构共接待了3000万访客，还有1.03亿公众通过网络访问了史密森学会。

“非正规（课外）科学活动对科学学习起关键作用。”论坛当天，东南大学学科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建中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2009年出版的《在非正规环境中学习科学》显示：人们可以从日常生活经验、特定场所（博物馆、科技馆、科学中心、动植物园等）、非学校组织的科学活动当中，不分年龄层，而且比学校教学更有效地学习科学。

而STEM正是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一个衔接与融合的焦点。具体到馆校结合，周建中以生活情境为例说，自封袋是学生生活中常见的用品，通过不同的连接方式，使两个部分牢固地锁在一起，起到密封的作用。他说，这其中就包括有材料的特征和特性、连接的方式和方法、受力的控制等科学原理和工程技术。

不过，开展这些活动的前提还是对科学教育的重视。广东东莞市南城区阳光第三小学校长张林说：“今天我们学校的科学教育，无论是基础的科学课还是科技科普活动似乎着眼于一个人本身科学素养目的性被淡化，分数还是第一，获奖还是第一，功利还是第一。”

北京自然博物馆副研究员郑钰援引美国著名的博物馆馆长达纳关于“什么是有用的场馆”的话说：“博物馆（科技馆）的优秀并不在于对于博物馆建设投资的大小及由此而带来的提升，或者，也不在于其藏品的稀有程度、拍卖价值大小或资金花费多少。其优秀仅在于它的有用。”

当然，对于“有用”的挑战，不仅来自科技馆自身、中观的教育和社会的评价体系，更来自宏观世界传播方式的急剧变革。

David Lloyd给出的一组数据显示，当前全世界注册的网站 (域名)数量超过1万亿个，走进剧院的观众数量在全球范围内开始下降，报纸和杂志订阅量下降。另一方面，每年生产的论文数高达130万篇，90%的科研论文从来没有被引用过，50%以上的论文从来没有被除作者、审稿人和期刊编辑之外的其他人阅读过。那么，如何让科学传播者的声音，在每天全人类发布的近200万篇博文中脱颖而出，更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