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大员何思源 劝傅作义和平起义保全北平
何思源与妻子何宜文
何思源
何思源,山东菏泽人,常自称“曹州府人”。在曹州府,何家可谓大家族,何思源祖上曾出过多位进士,先祖何尔健是明万历己丑进士,曾任监察御史,何应瑞是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何觐是康熙七年的进士,之后,虽少有仕进,尤其到了何思源父亲一代,家道中落,但仍书香不绝。
自古以来,山东有很多这样的大家族驰名内外,最有名的自然是孔氏家族,传承千年。晚清民国时期,这些大家族中还出现了很多杰出的人物,比如,聊城的傅氏家族出了傅斯年,菏泽的何氏家族出了何思源。在人生的初始阶段,何思源与傅斯年有惊人的相似。他们都是山东人,学习成绩都非常优秀,都考入了当时的北京大学。傅斯年入读的是国文系,何思源进的是哲学系。他们都是“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毕业后,也都去欧美留学。
两人人生的岔路,体现在两人对从政的态度上。傅斯年毕竟是书生,立志于学术研究。而何思源则在留学归来短暂的教书生涯之后,很快进入了政界。但是,留学9年的何思源,在从政的道路上,依旧不改书生本色,他最关注的还是山东的教育事业。
1928年,受蒋介石的赏识,何思源成为山东教育厅厅长。这是何思源任职最久的一个职位,也是他最有功绩的时期。从1928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何思源极大地推动了山东教育事业的发展。
当时的山东省省主席韩复榘是军人出身,最重视的还是军费。何思源多次跟他交涉,硬是要求他一定保证山东教育经费的支出。在何思源的据理力争下,韩复榘向他表态说:“决不欠你的教育经费,你放心吧。”
除此之外,国立青岛大学的创办也与何思源息息相关。担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期间,何思源让他的北大同学杨振声做了青岛大学校长(在北大时期,他们就曾在办学生刊物《新潮》时合作过),让赵太侔做了教务长。这俩人也都是山东人,杨振声是山东蓬莱人,赵太侔是山东青州人。在杨振声与赵太侔的网罗下,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等人都来到青岛大学教书,青岛大学成为当时非常有名的大学。
在任期间,何思源还竭力保证各大学校的思想自由与学术独立。1929年,山东曲阜省立第二师范演出了《子见南子》的独幕剧。这让孔氏家族非常不满,他们认为该剧玷污了孔圣人的形象,向南京国民政府控告校长宋还吾,要求禁演该剧。此事引起轩然大波,经过何思源的斡旋,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场争论背后,其实蕴含着学术自由与学术专制的较量。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何思源,站在了学术自由的这一边。与这件事异曲同工的还有他保护胡也频、丁玲夫妇的往事。
上世纪30年代,胡也频来到济南省立高中担任国文教师。教学期间,胡也频大力宣传现代文学、普罗文学,鼓吹马克思主义,影响了很多青年学生,季羡林当时就是胡也频的学生。很快,胡也频的举动引起了国民党党部的注意,此事惊动了韩复榘。韩复榘原本打算逮捕胡也频,但在何思源的劝说下,最终放弃了这一行动。何思源的这一行为,让人想起伏尔泰的那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教育之外,何思源也致力于山东农村的乡村建设。在他的帮助下,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多次来到山东,梁漱溟以山东邹平为据点,展开了乡村建设运动。
“七七事变”的爆发打乱了何思源建设山东的美好梦想。他必须起来与日寇斗争。抗战期间,何思源的老同学罗家伦曾概括出抗战的一个奇特现象:“武人没有降将,文人偏有汉奸。”罗家伦的概括很深刻,但也有例外。至少,山东的抗战情形与罗家伦概括的恰好相反。
当时,作为军人的山东省省主席韩复榘面对日寇的进攻,一退再退,成了“逃跑将军”,最后被蒋介石军法从事,枪毙了之。与韩复榘相反,此时,作为一介书生的何思源却投笔从戎,拿起枪跟日寇在山东打起了游击战。在这一时期,为了逼迫何思源投降,日寇还绑架了何思源的夫人与孩子,来诱降何思源。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最终,何思源通过外交手段,迫使日寇释放了自己的妻子与孩子。
抗战胜利后,何思源做了北平市市长。在此期间,面对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何思源在军队与学生之间左支右绌,但他是有底线的,那就是:坚决不能让学生流血牺牲。这一时期的何思源,还曾跟胡适一起合作,全力保护北大学生的人身安全。
1949年,作为国民政府大员的何思源,在国民政府与新政权之间,选择了新政权。他不仅选择留在内地,而且还劝傅作义和平起义,保全了古都北平。
何思源的这一抉择,或许与他对经济制度与国家的认知有关。在留学时代,何思源一直主张计划经济,而苏联正是计划经济的典范,这让何思源对新政权的经济政策抱有期待。何思源在《回忆我的一生》中说:“我在美国上了三年大学,自感一事无成。1922年转赴欧洲,先到德国学习。在德国三年,学习经济和政治。我觉得美国的自由经济是自私自利的经济。他们的思想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国家没有政策和计划,而德国政府对社会经济干预较多,人民也有服从国家管理的习惯。我对经济政策和计划问题发生兴趣,想写一本书。”后来,何思源真的写了一本《经济统制论》,鼓吹计划经济。
除此之外,何思源一直是国家至上主义者。在他看来,个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家。他认为:“自由是民族之自由,不是个人之自由。”何思源的这种对国家的认知,与胡适的主张截然对立。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胡适写道:“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何思源主张“舍己为国”,最终他选择了留在国内。而胡适则主张“哪里有自由,哪里才是我的祖国”,最终,胡适选择了离开中国,远赴美国。
新中国成立后,何思源多次担任政协委员,还翻译了许多名著,并多次对台湾民众广播,为祖国的统一大业积极奔走。1982年,何思源在北京逝世。他前半生从政,但念兹在兹的还是教育、读书；后半生做翻译,在消遣岁月的同时,未免将家事国事天下事埋在了故纸堆中。稍显讽刺的是,在读书上,何思源的判断力未免有些偏差,他对计划经济的迷恋,未免显得有些一厢情愿。毕竟,回首我们过去的灾难,我们的贫穷与落后,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计划经济的迷恋与追求。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