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子女压岁钱为何引发坊间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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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节，给孩子压岁钱，是中国的传统习俗，寓意“压住邪祟”。随着经济条件越来越好，压岁钱的传统寓意渐渐走样，大人们拼面子发压岁钱，孩子们也开始比谁拿到的压岁钱多。近日，记者调查北京90名10到13岁孩子发现，孩子们今年平均收到4867元压岁钱，比去年上涨了5%。其中，孩子父母职业为公务员的压岁钱平均水平最高，约为5783元。(2月10日《新京报》)

原本只是孩童的惊喜，却越发沦为成人的重负。压岁钱的连年畸变，已经成为媒体年后循例关注的保留议题。在今年最新出炉的抽样调查中，“孩子压岁钱金额与父母职业之关系”一项，无疑成为一个极有意思的切入点。一时间，所谓“公务员子女压岁钱最多”的结论，再次点燃了公众的讨论热情。一干发声者，或表示理解，或质疑批判，多半是一种忧心忡忡的姿态。的确，考虑到公务员职业的特殊性，任何与之相关的收入话题，都难免要被更多审视一番。

一个自然的诘问是，在反腐高压态势之下，压岁钱等形式的人情输送，会否成为掩人耳目的行贿新路径？事实上，早有舆论提出此类担忧，各方似乎只是在等一个“证据”，来印证之前的种种猜想而已。如此语境内，“公务员子女压岁钱水平最高”一说，注定要被传播放大、拿来说事。只是需要厘清，官员孩子“人均5783元”的压岁钱所得，就其数额而言，似乎远达不到“利益勾兑”的量级。况且，如果仔细分析这笔钱的来源，我们便会发现，亲友赠予占了很大部分。

或许，压岁钱红包中确乎隐藏着腐败的种子，但就现阶段的信息披露来看，显然还不足以将那些“想当然的推测”一一证实。爬梳压岁钱数据，未必真能挖出贪腐线索。且联想到行贿受贿行为一贯的谨小慎微，会否当真有人堂而皇之地借压岁钱送礼，实在可疑。全民监督、协力反腐，固然是个可喜格局，可终究还是要有所针对、讲求效率才好。这一方面意味着，应该对一切可疑现象保持敏感；另一方面则要求，当事前的猜测被推翻时，我们能跳出那种偏知偏信的执拗。

由压岁钱民俗出发，竟引发了一场关于“官员贪腐”的民间焦虑，这风声鹤唳的一幕，本身就很值得解剖。它无疑说明，在某些公职人员用权充斥主观性、随意性的当下，其私域、私生活与个人空间，必会遭到民众的持续窥伺。某种意义上，缺乏规则制衡和刚性约束的公权结构中，公务员和普通公众都是利益受损者：前者不得不忍受着来着民间的跟踪式打量；后者则始终被一种莫名的使命感与焦虑感推动着，紧紧盯住官员一举一动并不断猜想。长远来看，双方都难免精疲力竭。

而在一个正常的秩序内，公务员与民众，都应当对彼此的私域保持尊重。所谓全民反腐，本不需要以一种事事关心、各个审查的方式加以表现。也唯有构建起健康、缜密的权力制约框架，官员们才能真正享有“免于被恶意揣测”的权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