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反商品“走后门”运动
核心提示： 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又把凭借各种不正当渠道，以达到购买所需商品物资的行为称为商品“走后门”。随后，“走后门”一词再次逐渐在我国社会中广为流传，其内涵与外延更为广泛，从品物资六月扩展到招生、招工乃至人事任免等领域。
（“后门”横行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07期 作者：钟健英 原标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反商品“走后门”运动
“走后门”一词最早见于南宋吉水罗大经所撰的《鹤林玉露》一书，书中提到“留后门”，文曰：“今若直前，万一蹉跌，退将安托？要须留后门，则庶几进取有据。”这里所说的“留后门”，是指办事要“留退路”。明朝王一鄂在《总督四镇奏议十·举劾四镇将令疏》中，专门弹劾“开后门”之事，曰：“占公匠六十余名，各色营造私开后门，扬议沸腾”。这里的“开后门”指的是不按传统的建筑规矩，在房屋的两侧或后面开小门或后门的意思。随着时代的变迁，“走后门”逐渐成为个人或小集团通过不正当方式获得利益的代名词，“走后门”成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发动的“三反”、“五反”运动曾对这种不正当行为给予了打击。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又把凭借各种不正当渠道，以达到购买所需商品物资的行为称为商品“走后门”。随后，“走后门”一词再次逐渐在我国社会中广为流传，其内涵与外延更为广泛，从品物资六月扩展到招生、招工乃至人事任免等领域。为了扼制这一不良社会风气，在“走后门”现象出现不久，中共中央曾开展了一场全国性的反商品“走后门”运动。
一、商品“走后门”不良社会风气形成的原因
自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水平需求的矛盾。在此主要矛盾下，一些社会问题便必然随之而生。商品“走后门”问题是社会生产低下、商品严重匮乏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20世纪50年代末，在“超英赶美”“左”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大地掀起了“以钢为纲”、“钢产量翻番”、“以粮为纲”、“粮食产量翻番”为中心内容的“大跃进”运动。为了实现向高指标的跃进，各地各部门竞相发射高产“卫星”，“高浮夸”导致高征收、高销售，严重挤占了否民的口粮，这种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造成全局性的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滑坡，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致使国民经济陷入了极度的困难之中。同时，基本建设规模膨胀，战线拉得太长，城镇人口骤然猛增，粮食销量呈直线上升，市场供应也陷入极度紧张。而且在副食品方面，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农副业的生产受到严重制约，使市场的副食品供应异常紧张。在生活用品方面，由于受“以钢为纲”的影响，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轻工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日常生活用品严重短缺。粮食、商品和各种生活资料的严重缺乏，成为60年代初期最为显著的社会特征之一。
在供需关系严重失调的情况下，人们在市场上买不到所需的商品，只能凭票从供销社描一些少得可怜的日常所需品。粮票、肉票、糖票、肥皂票、烟票、布票等各种各样的票证，成为人们消费的必要凭证，而且票证可购买的东西也十分有限，远远满足不了人们对商品的需求。由于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资支配权主要掌握在一小部分部门和个人手中。于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社会上便产生了通过各种熟人、种种关系乃至权力，从掌有物资权力的部门从个人手中购买所需物资的行为。这种行为从个人发展到单位。1961年初，由于食品短缺致水肿病普遍发生，一些单位为了改善职工的生活，以缓解水肿病的日趋蔓延，也千方百计地到处找关系，购买主副食品。这种不凭票证，凭借各种非正当渠道购买物资的现象，当时被人们称为商品“走后门”。
商品“走后门”问题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1）商业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多买商品，内部私分多占。据调查，在基层商店有“走后门”行为的职工，约占职工总人数的70%至80%。（2）一些财贸工作人员，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拿国家的商品到自由市场倒卖，从中获利；有些人甚至和外部的投资分子勾结，形成集团。（3）有些领导干部利用职权，乱批条子向商店多买东西，多吃多占，搞特殊化。（4）有些厂矿企业、机关、学校也“走后门”，用国家资财去换取供本单位使用的消费资料，或利用业务条件要挟商业部门“开后门”。有的单位还把本应卖给国营商品的产品，拿到自由市场去卖高价等。
60年代商品“走后门”的社会风气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商品紧张的直接结果，既对商品的进一步紧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又导致分配上的严重不公。同时商品“走后门”的主体大多为拥有物资分配权和有权力的党政机关干部，商品“走后门”现象的蔓延，对于党群、干部关系产生了十分不良的影响。
二、反商品“走后门”运动的肇始
鉴于商品“走后门”问题的普遍存在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做起，开展一场旨在反对搞特殊化的反食品“走后门”运动。
1960年10月12日，在商品供应最为困难之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对负责干部的特殊供应，禁止商品供应“走后门”的指示》指出在目前副食品供应紧张，粮油、布等供应标准降低的情况下，发扬党的干部和群众同甘共苦，党员吃苦在前，享福在后的优良传统，反对和防止干部生活特殊化的倾向，对于密切干部和群众的联系，谈节广大群众战胜困难有着极其重大的政治意义。这是第一个直接以反对商品“走后门”为题的中央文件，反对深品“走后门”运动正是肇始于这一文件的出台。对于这场运动的起始，在1961年召开的全国反对商品“走后门”会议曾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从今年1月算起；二是从去年10月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对负责干部的特殊供应，禁止商品供应走后门的指示’算起；三是从去年8月针棉织品收布票时算起。”笔者认同于第二种意见。
196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进一步指出：“对内的照顾面如果规定得过宽，或者虽有比较适当的规定，而控制不严，听任某些干部在规定之外利用职权或‘走后门’来取得额外供应，不作严肃的处理，其后果就很严重。干部生活特殊，脱离群众，从眼前来说，会损害党群关系，妨碍我们带领群众来战胜困难，渡过灾荒；从长远影响上看，这势必对干部的思想发生腐蚀作用。发展下去，就有坐观‘特殊化’的危险。修正主义思想正是从这里找到自己滋生、蔓延的土壤的。‘殷鉴不远’，我们对此必须充分保持警惕，防患于未然。”在这一文件中，中共中央不仅提出了商品“走后门”的问题，而且从修正主义和亡党亡国的高度指出商品“走后门”问题的危险性，强调开展反对商品“走后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961年10月22日至11月2日，中央财贸办公室召开了19个省、市党委财贸部长会议，专门讨论反对商品“走后门”的问题。刘少奇、李先念分别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认为，“目前商品‘走后门’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在某些地方还有所发展。”这种现象的存在“增加了物资供应的困难，严重地脱离群众，腐蚀了一些干部，影响了工农业产品的交换，影响了农产品收购计划的完成，发展下去，后果将会更加严重，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会议还将反商品“走后门”的性质定了调，即“在目前物资供应不足、存在自由市场的情况下，可怕的问题不在于社会上存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和资产阶级分子，而在于我们的队伍受到侵蚀，思想界限不清，干部蜕化变质，不能坚守社会主义阵地。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因此，反对商品‘走后门’的问题，是坚持社会主义商品分配原则的问题，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巩固财贸队伍的问题，是财贸部门党的建设问题。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经济战线上的反映。”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中央财贸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建议：“必须是最大的决心，坚决开展一个反对商品‘走后门’的群众运动，彻底制止商品‘走后门’的现象，这是目前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基本重要任务。”中共中央接到报告后，迅速于1961年11月20日，向各中央局、各省个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党组批转了财贸办公室《关于反对商品‘走后门’会议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在批示中强调指出：“反对商品“走后门”的问题，从性质来讲，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跳道路斗争的问题，是阶级斗争在经济战线上的反映。目前我们的社会主义商品分配渠道很不健全，出现了一批严重的违法乱纪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他们同自由市场勾结起来，贪污盗窃，转卖国家财产，进行投机倒把活动。对于这种严重情况，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我们的社会主义商业阵地就有守不住的危险。“因此中央要求各级党委把反对商品‘走后门’工作，认真地进行讨论，并且开展一次反对商品‘走后门’的群众运动，对广大财贸人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把违法乱纪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清查出来，区别情况，进行处理。至于财贸部门以外，还有一些其他部门，‘走后门’的情况也很严重，请你们选择适当时机，在这些部门中也开展一次反对‘走后门’的群众运动。”
三、反商品“走后门”运动的部署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反对商品“走后门”的运动迅速在全国各地展开。各省市普遍召开了财贸工作会议，专门研究开展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有的省直接召开了开展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动员大会。同时还成立了运动的领导机构—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对运动的开展进行全面的部署。
首先，各地检查对照本地的情况，进一步认识了商品“走后门”问题的严重性、危害性，。一些地方的许多财贸工作人员和物资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营私舞弊，多买商品，私分多占；厂矿企业、机关、学校乱搞协作，拿国家资财去换取本单位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或者把应该卖给国营商业的商品拿到自由市场去卖高价、换物资等情况，在各个地区、各个部门普遍存在。特别严重的是，在内部已经出现一批严重的违法乱纪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他们和外部的投资倒把分子勾结起来，贪污盗窃，转卖国家财产，进行投资倒把活动。在这些人当中不仅有采购员、售货员、仓库保管员、验收员以及其他业务人员，而且还有少数干部。隐藏在我们内部的违法乱纪分子，蜕化变质，比外部的投机倒把分子，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他们利用合法的身份和合法的手段，把成百吨的钢材，成套的机器设备，成批的化肥、煤炭、木材等重要物资盗卖给投机商人，有的已经和外部的投机分子结成集团。商品“走后门”问题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商品的正常分配，实际上为投机盗窃分子和内部的蜕化变质分子敞开了方便之门，增加了物资供应困难，严重地脱离群众，腐蚀了一些干部，影响了农产品收购计划的完成，妨碍了国家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事业胜利进行。
其次，在部署时全国各地的做法有所不同。
再次，在政策界限的划分方面，根据中央的精神大体上将商品“走后门”分为三类：第一类，优先购买，多吃多占。比如利用职权或工作方便，优先购买市场供应紧张的商品，或以预购预留、乱批条子、乱搞协作、优先选购等非法手段购买或私分商品的行为等。第二类，投机倒把，发国难财。比如利用职权和工作方便，虚报冒领，贱买贵卖；或者通风报信，与别人勾结，套购物资，发国难财等行为。第三类，贪污盗窃，徇私舞弊。对待这三类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召开的反对商品“走后门”会议明确规定了政策界限：即应该坚持团结绝大多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采取教育与惩办相结合的方针，对屡教不改分子要严办，对错误性质一般的要从宽。“第一类大体属于一般‘走后门’的性质，运动一开始，使他们认错并表示不再重犯，就可以迅速予以解放，既往不咎，下不为例；对第二、三类中的多数，只要情节不特别恶劣，也要在他们诚恳检讨并表示决心改正错误之后，尽快予以解放，使他们积极参加到运动中来。对于那些错误情节极其严重屡教不改的犯罪分子，就必须坚决开展斗争，严肃进行处理。”
四、反商品“走后门”运动的展开
在试点的基础上，反商品“走后门”运动随之全面展开，根据中央的部署运动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组织学习，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通过讲道理，交代政策，解除顾虑，启发自觉，普遍开展自我检讨和坦白交代；并通过和风细雨、不追不逼的方法，提高大多数人的觉悟，把绝大数人团结起来，为第二阶段做好准备。第二阶段，集中力量对10%左右犯有严重错误的人，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些人包括严重多买多占的，严重滥用职权，挥霍浪费的，严重投机倒把的，严重贪污盗窃的。通过对这些违法乱纪分子的重点斗争，造成声势，使广大财贸工作人员进一步受到教育。第三阶段，进行处理。处理的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对犯有一般性商品“走后门”错误的人不做处理。对10%左右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根据不同情节分别处理，对个别情节十分恶劣民愤很大的，进行逮捕法办。其余的人只要坦白交代，真诚悔过，一般不予刑事处理。但是如有再犯，则严加处分。对于那些品质恶劣的、不适于在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工作的，予以开除以纯洁队伍。
随着运动的展开，大批商品“走后门”的问题被披露出来，突出的有以下两方面的表现。一是商品“走后门”的现象蔓延迅速、涉及面很广，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社会问题。据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对北京、陕西、四川、湖北、山东等151个基层单位的调查统计，“在151个企业单位6572个职工中，‘走后门’的有4926人，占职工总数的72.87%”。“从地区看，农村‘走后门’的比重大于城市。如北京市和武汉市25个单位统计的，‘走后门’的平均占71 .26%”，“四川南充、陕西三原、湖北广济三个县26个单位的统计，平均占83.29%”。“从行业看，‘走后门’最多的在农村基层供销社，其次是粮食，第三是百货，第四是副食，第五是饮食业。如农村基层供销社9个单位的统计‘走后门’的人数平均占人数的93.28%，粮食8个单位，平均占81.36%，百货14个单位，平均79.59%，副食品16个单位，平均占66%，饮食4个单位，平均占48.42%”。二是商品“走后门”所涉及的物资十分广泛。不仅是吃的、穿的日常用品，而且有重要的生产资料，如大批机械设备、钢材、汽油、肥田粉等，且数额巨大。据统计，在“走后门”较多的30种商品中，通过“走后门”销售的数量占总销售量的比例高得惊人。“四川广安县占37.05%，南充县占69.36%，陕西三原县占20.74%，湖北广济县占45.56%”。一些紧张的商品“走后门”的比例更高，如自行车在陕西三原占100%，暖水瓶在四川广安占85.3恩%，在南充县占100%，食糖在湖北广济占95.43%。
与此同时，在运动中揭露出一些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和外部的投机倒把分子勾结起来，贪污盗窃，转卖国家财产，进行投机倒把活动的严重案件。这些人利用合法的身份把成百吨的钢材、成套的机器设备、成批的化肥、煤炭、木材等重要物资盗卖给投机商人，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从福建省福州市暴露出来的案件统计，造成国家损失5000元以上的有49起，1万元以上的有38起。鉴于这种情况，为使运动进一步向深入发展，中央提出必须查清各单位企业存在的各种漏洞的要求，于是，从1962年2月起反商品“走后门”运动的重点转入查漏洞阶段。
查漏洞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查批条。重点放在查阅权批的条子，计划外批的条子，批给系统外的条子和不合手续规定的条子等。（2）查协作。点放在查用国家统管统配物资和紧俏商品去换东西，工厂企业不按国家计划调拨而自行处理的商品，跨行业经营的商品。（3）查长账目。重点查账证、账货、账钱、包括内外往来账是否相符。（4）查仓库。仓库的物资和账薄是否相符，损耗合理不合理？进出仓的制度如何？有无小私库？（5） 查车途商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发货单位把货发出了，收获单位长期未收到；另一种货发到了，款未付给对方。不管哪种情况，都要查清楚，把货未收到的原因查清楚，追回来；已收到货而钱未付的要主动弄清楚究竟是哪个单位发的货，应退给收货单位。双方如有争议或有实际困难的，应正式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核处理。（6）查包装物料。有些部门需要包装物料的数量很大，由于没有严格的保管制度，丢失、损坏、被盗的现象十分严重。（7）查票证。粮票、布票、烟票等各种票证，不论进出回收注销，都要在各交换单位、各个环节上查对清楚。（8）查消耗定额。生产单位主要查原材料的消耗，查是否超过定额，原因何在。（9）查采购。主要查采购资金的使用，采购物资的数量和质量，查有否用公家的资金做私人的买卖以及以少报多、以次充好等假公济私行为。（10）查销货。查进来有多少商品、销出多少，销售除了计划内的、正当的以外，有无内部私分、转手倒卖等现象。（11）查价格。查清进出货的价格和加工费用，是否合乎规定、是否按质论价、有否转手渔利等现象。（12）查专用物资。包括对华侨、渔民、伐木工人等的各种专用物资，和对各种经济作物的专用化肥，以及农产品采购的销售物资等。查明来货数量、是否专用、有否不正当去路、数量多少等。（13）查寄存物资。主要查商品部门寄存于生产单位的物资，查清数量、质量，有无缺少、变质，查明原因和责任。（14）查下马工人。主要查由谁负责物资的处理情况。（15）查投资。着重查资金来源、资金用途和经济效益。有不少企业花巨款用于投资搞生产，结果没有效益，造成极大的浪费。（16）查供货。主要查处借的钱和物。（17）查贪赃枉法。主要查政法部门和其他执行国家法令的单位接受贿赂、徇私舞弊的现象。
查漏洞的开展，无疑将反商品“走后门”运动推向新的阶段，对于从制度管理的角度查清存在的问题，从源头上堵住商品“走后门”的漏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查漏洞中不仅查处了许多新的漏洞和问题，而且对于过去已经报损的许多积案，进行了重新检查。据统计，仅在1961年福建省全省地方企业报损达1.4亿元，约占全省预算收入的1/3，所以通过查漏洞及时追回了部分资财，为国家挽回了巨大的损失。
五、反商品“走后门”运动的结束
正当反商品“走后门”运动转入查漏洞阶段，并取得初步成效之时，出现了新的情况。早在运动发动之时，中央就对于是否单独发动一场反商品“走后门”运动有过讨论，曾考虑与正在进行的整风结合起来，以避免运动的头绪过多的问题。而此时随着国民经济调整的全面展开，为了解决经济调整后各地区、各部门物资积压严重的问题，中央决定将清仓核资工作作为国民经济调整的关键措施之一来抓。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必须深入发动群众，认真开展一次前面的、彻底的、统一的、合理的清仓核资工作，把分散挤压在各企业、事业和机关、团体的物资和资金的家底摸清楚，把现有物资和资金的潜在力量合理地调动起来。
鉴于清仓核资与反商品“走后门”运动查漏洞，两者的做法和目的基本相同，完全可以统一起来进行。1962年2月，中央决定将反商品“走后门”运动与清仓合资的工作统一起来，不再单独开展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具体的安排是已经开展反商品“走后门”运动的一般单位，经过反复教育，提高认识，落实整改措施后，可以宣布结束运动，转入正常工作；已开展运动的重点单位，应即转入清仓合资的工作。对已查出的违法乱纪分子，必须依靠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核实材料，并根据规定分别进行处理。对于尚未开展反商品“走后门”运动机关和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今后以清产核资为主，进行一次反对商品“走后门”的教育，在一般单位中主要是通过教育以提高认识、划清界限、改变风气、堵塞后门。对于掌握物资的重点单位，则按清仓核资工作的统一部署进行。由于反对商品‘走后门’工作已转为清仓核资工作的一部分，有关反对商品“走后门”工作，由各级清仓核资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负责。撤销各级反对商品“走后门”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至此，反商品“走后门”作为运动宣告结束。
经过一场短暂的群众性反商品“走后门”问动，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受到扼制，社会上“走后门”的行为也有所收敛。但是由于产生这种现象的基础没有切实地改变，因此就很难彻底根除，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以新的形式重新演变成一种社会现象，甚至会酿成社会热点问题。60年代的“走后门”是以购买商品为主要目的的，此后“走后门”的热点不再局限于商品，蔓延到招生和招工等很多方面。由此可见，“走后门”的社会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一经形成就成为社会的一种顽疾，不仅很难彻底地根除，而且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有所发展。所以，反商品“走后门”运动虽然已成为历史，但反“走后门”的斗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依然存在，有时这种斗争还会很激烈。
六、“反商品“走后门”运动的反思
发动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反商品“走后门”运动，从发动运动时的初衷到运动所产生的结果，其积极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首先，对于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十分重视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三令五申强调必须坚持艰苦奋斗、与群众同甘共苦、党员必须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并把能否做到这一点，作为党反修防修的一项重要标准来衡量。但是，随着新中国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党的各级机关和党员干部难免有一些产生了享受的思想，因而也出现了一些谋取小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做法。这样一方面腐败了党的队伍，使一些党员干部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注重个人和家庭的享乐，甚至走上了违反党纪国法的犯罪道路；另一方面，也损害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造成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所以反商品“走后门”运动的开展，无疑是给广大党员干部敲响了一次警钟，而且也再一次向广大人民群众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其次，反商品“走后门”运动，在一跌程度上扼制了泛滥一时的“走后门”现象，使商品得以通过各种正常渠道进行供应，特别是运动中所进行的查漏洞、堵漏洞，为国家挽回了大量的损失，对于国家渡过经济难关起到积极的作用。
再次，反商品“走后门”运动也使广大干部职工受到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思想觉悟有了提高，社会风气也有所改变，泛滥一时的商品“走后门”现象基本上得到制止，初步健全了一些规章制度，各行各业的服务态度、经营作风有所改善，企业在相互来往中盛行一时的物质附加条件也基本上受到扼制，从一定程度上净化了社会的空气。
同时，反商品“走后门”运动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各种运动中的一次，同整体上很不失为一次成功的运动，在做法上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有许多方面值得借鉴。
第一，在运动中明确划清政策界限。运动一开始，中央就研究并下发了运动中的各种政策界限，各地在具体执政时也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和制订了有关政策界限的规定。特别是划清正常经济交往与商品“走后门”的政策界限，明确了以下几种情况不属于上进“走后门”：（1）机关单位（包括会议）为解决集体生活必须的，在不影响国家计划和当地市场供应的情况下，经当地党政领导机关或主管业务部门批准向市场购买蔬菜副食品，经党政领导机关批准向生产队挂钩购买蔬菜，或经市场管理部门通过货栈购买物资。（2）病员（如肝病、肺病、浮肿病）、产妇、婴儿，由于不能按规定标准供应，或标准过低，或没有规定标准，经县以上业务主管部门批准购买，系用于特殊营养及治疗所必须的少量商品。（3）商品部门为了安排市场供应或解决生产需要，以完成国家调拨计划以后剩余的二三类农产品，进行地区间的经济交流。（4）轻工业、手工业单位，经国家计划部门或县以上商业部门同意或按照生产所必须的传统习惯，和兄弟工厂进行经济协作，按照国家规定价格向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直接收购生产用的工业材料，以及手工业以旧换新、以废品换产品等。明确的政策界限既有利于运动的健康开，也有利于正常经济活动的运动。
第二，在运动中强调采取和风细雨、不追不逼、不戴帽子、既往不咎的方法，重视调查研究和材料的核实。在运动之初，中央及各地党委就要求在运动中要“充分接受政治运动的经验教训”。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不打人、不骂人，允许斗争对象申述意见，斗争必须严格控制在内部进行，不要拿到社会上去斗争。必须加强调查研究，确实掌握斗争对象的具体材料。在地区与地区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要加强材料的交流与转移工作。任何单位发现牵及到外单位的材料，必须详加查对，主动转告。其他地区或单位来人或来函查询的材料，有证明文件的，必须热情相告，重要材料的寄递，必须以密件处理。同时要求各级的反商品“走后门”领导小组必须编好“情况简报”，内容要求既反映经验和成绩，也反映问题和缺点；既反映思想动态，也反映运动情况，及时掌握运动的动向。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编印的《关于反对商品“走后门”情况简报》，每期都是报送“总理、小平同志并报书记处”。
第三，在运动中较好地处理了运动与生产的关系。在运动中各地区、各部门都十分重视运动和生产、生活的关系。有的地方鉴于“62年春耕生产季节紧迫，生产任务繁重，必须紧密结合当前的备耕为中心的冬季生产运动进行，既要把春耕和冬汛渔业及农业生产资料备全、备足、备好，现又临元旦、春节两大节日，对市场和群众生活资料供应也应统筹安排，对市场和群众生活资料供应也应统筹安排，做到运动、工作两不误”。当中央部署开展清仓核资工作后，又及时将反商品“走后门”运动并入清仓核资工作去一并进行，从而使运动所造成的冲击降到最小。
从整体看，运动规模声势浩大，自上而下大张旗鼓，广泛发动群众，成效十分显著。不仅堵塞了商品流通中和企业管理上的漏洞，恢复了商品正常流通供应，缓解了当年国民经济困难状况，并且揭发了一批违法违纪案件、责处一批蜕化变质分子，为国家挽回了经济损失。这些正面的成效必须予以充分肯定。
当然，反商品“走后门”运动作为一场群众性的运动，从一开始就被定性为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经济战线上的反映”，难免具有一定“左”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