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热点]让更多农民爱种地会种地——代表委员热议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谁来种地、地怎么种”问题日益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以吸引年轻人务农、培育职业农民为重点，建立专门政策机制，构建职业农民队伍，为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人力基础和保障。与此同时，也要继续重视普通农户的生产发展。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两会期间，“如何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一话题再次升温。

　　 赋予真正的农地经营者更稳定的土地经营权

　　代表委员们认为，一家一户承包地分散、细碎，种地收入太少，效益太低。应对农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必须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要想提高粮食单产和质量，就必须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实行土地连片种植、规模化经营。”黑龙江省甘南县兴十四村党总支书记付华廷代表认为，现代化大农业必须实行公司化管理、产业化经营、市场化运作，只有这样，才能根本解决千家万户小生产与大市场难以对接问题，也才能提高土地使用率和土地产出率。

　　“赋予真正的农地经营者更稳定的土地经营权”成为被采访对象的共识。河南农科院小麦所高产育种室主任许为钢代表告诉记者，目前规模化经营的程度正迅速提升，现代农业的特征显现端倪。但在土地流转中也表现出了粮食生产成本快速上升、流转土地非粮化、土地使用者对土地保育及农田设施建设不愿加大投入等现象。

　　他希望国家尽早从快开展土地制度改革工作，处理好现行土地制度下集体、个人和土地实际使用者已形成的利益关系。在总结试点结果的基础上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等相关法律进行相应修改，为土地制度改革提供法律依据。

　　江西省委副书记尚勇代表也建议，要进一步完善土地确权相关具体政策，在尊重农民意愿、保护农民利益的前提下，“明确以户为单位的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不因人口增减而改变，采取土地确权确股而不确定具体地块的方法，加快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

　　 增强补贴政策导向性，减缓成本增加对农业收益的严重侵蚀

　　为此，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谢德体代表建议完善种粮激励性政策。农资综合补贴应尽快实现补贴与种植面积挂钩，确保与政策对发展粮食生产的激励目标相一致；实施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将补贴与统计部门公布的种养成本挂钩，结合近年物价上涨、农业行业收入和中央财政收入等情况，有序扩大补贴规模、补贴范围，合理提高补贴标准，减缓成本快速增加对农业收益的严重侵蚀。

　　为了增强农业补贴政策的导向性，加快推进规模种粮的发展进度，他认为还应增加三项补贴：“一是规模种粮补贴，加大对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种粮企业等适度规模经营主体的补贴力度，提高对种粮大户的补贴标准。二是售粮补贴，让农民售粮越多，得到的补贴就越多。售粮补贴政策应主要针对商品粮生产重点区域和主体。三是土地流转补贴，鼓励小农以及经营能力不足的农户转出土地，加快土地流转进度，加速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土地产出率。”

　　 加大对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力度

　　黑龙江省桦南县梨树乡种粮大户孙斌代表告诉记者，现在土地流转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人工价格的上涨幅度超过粮价涨幅。种的越多，需要贷款或民间借贷的越多，需要给付的利息也就越多。银行要求还款时间卡得又紧，往往没等到价位高时就得出手。

　　为此，谢德体建议加大对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力度。“由涉农金融机构制定专项贷款指南，将家庭农场纳入信用等级评定范围，实施名录制管理。用于购买农机装备、建设配套设施的贷款给予利率优惠。扩大贷款的规模，延长期限，允许其根据生产经营周期和还贷来源合理确定贷款期限。扩大可用于抵押担保的财产范围，鼓励金融机构开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林地使用权、水域滩涂使用权、设施农业大棚、大型农机具、存栏畜禽等抵押贷款品种。”

　　针对目前农业保险制度尚不完善的实际，代表委员们认为有必要把建立政策性粮食保险机制作为支持和保护“粮食主产区”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重要手段。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谭志娟代表向记者介绍，目前，黑龙江省每亩地保费15元，其中国家和省补9.75元、县级财政补2.25元、农民个人拿3元。灾后赔付情况是：玉米140元、水稻200元、大豆120元。“这些补贴标准，还不够物化成本。”为此建议尽快建立巨灾风险基金，对因重大自然灾害形成的大额赔付，由风险金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偿，逐步形成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担机制。取消县（市）资金配套，促进农业保险扩面、提标。

　　 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队伍

　　代表委员们认为，要想会种地，种好地，必须加大农业职业教育和培训力度，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队伍。

　　孙斌告诉记者，现在农村除了参军和外出打工的，剩下的大多是老农民或是文化程度很低的人群，种粮大户也是“种田老把式”，年龄都不小了，先进农业科技、农业机械、先进生产的投入品，对技能和标准都有较高要求，所以要加大对这些人的技能培训。“在每个农业县份，把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业技术高中，或职业技术学校充分利用好，搞实用培训。鼓励农业企业、科研部门建设‘接地气’的农业科技示范园区，让农民来了能学会，回去能用上。”

　　重庆市巴南区委书记李建春代表认为，目前我国的农民职业化有不少制约因素。比如农民本身的老年化、兼业化、文化素质偏低以及新兴农业职业岗位缺口大，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教育培训缺位，政策配套不完善等，都严重影响农民职业化进程的加快。为此，李建春建议：一是政府必须积极参与到农民职业化的各个环节，探索一条与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相适应的农民职业化特色之路；二是应对农民教育培训进行立法，把农民教育培训纳入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轨道；三是建立农业农民职业准入制度，首先在已经适度规模化生产经营领域，研究制定农业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再逐步健全农业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特别是要强化教育优惠政策，完善职业农民培训补贴政策，增加资金投入，对参与培训的农民不收费或少收费并提高补贴标准。

　　怎样能够留住科技人才也是代表委员们思索的问题。孙斌说他现在每年都会拿出大量科研资金招聘科研人才，给他们解决住房、待遇问题。但因为整天在地里摸爬滚打很辛苦，又没有职称等保障，人才还是像“走马灯”一样流走。为此他建议从政府补贴、社会保障、项目扶持、金融服务、土地流转、职称评定等方面创新制度和政策，吸引富有创新精神、专业知识较强的大、中专毕业生和专业技术人员扎根农村、投身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