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农民职业化破冰：经历大学深造 年收入过百万
□培育职业农民，就是为了有效破解当下“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两大难题
□崇尚科技，是新型职业农民的广泛认同，也成为这一群体的共性特征
□这个建立农业人才管理制度的过程，被称为一场由“身份”到“职业”的变革——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印记，而是一种全新的职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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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市长安区，“瓜大姐”宁蒋娟也是小有名气。这个生于70年代、自称“土里土气”的大棚蔬果种植大户，前不久又有了一个新身份——陕西省高级职业农民。和宁蒋娟一起领到陕西省第二批职业农民“高级证”的，还有181名和她一样的农业从业者，他们获得的这一资格认定被称为该省对“农民”这个职业的最高“职称”。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要培育和认证“新型职业农民”，农业部为此确定一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整省推进省份，陕西名列其中。事实上，针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培训此前已在该省尝试破冰。2011年至今，陕西省已认定第一批高级职业农民84人，中级职业农民399人，初级职业农民3696人，第二批高级职业农民182人。
这些获得认证的农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庄稼人”，更贴切的称谓应是“农业从业者”。此次认证的陕西省第二批高级职业农民，像宁蒋娟这样的“回归乡土”者不在少数。他们中，有大学毕业的回乡创业者、有半路辞职的公职人员，大多经历了大学深造、外出闯荡，而后带着自己的理念返乡创业的经历。
这个群体的平均年龄为38.6岁，55%年龄在40岁及以下，30岁及以下的42人，占总数的两成多。最小的，是一位从事生猪养殖的22岁小伙子。这些大多来自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延安大学等高校的大专或本科毕业生，从事的多为规模种植、规模养殖，或复合型农业产业，有的年收入过百万元。
从“逃离农村”到“回归乡土”
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根本不谈种地——一句话刻画出当下农业的尴尬和隐忧。出生在秦岭脚下长安区大兆村的“农二代”宁蒋娟，就是典型的例子。
自小，宁蒋娟就帮着家人田间劳作。初中毕业时，“逃离农村”成了她最大的愿望——就是不想面朝黄土背朝天，不愿让田里的泥巴糊了鞋子，还有针尖一样的麦芒，“扎得人难受”。
和很多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一样，宁可租房打工，也不回乡务农，初中一毕业，宁蒋娟就跑到城市里闯天下。摆路边摊、卖蜂窝煤、开小饭馆，什么赚钱干什么。20年下来，也算闯出了一片小天地，买下属于自己的铺面，开起小有规模的酒家，“可比种田赚多了”。
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水平低，产业收益低，导致从业人员流失严重，农村“空心化”、土地“撂荒化”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陕西省农业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培育职业农民，就是为了有效破解当下“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两大难题。
按照“调研试点先行、做好制度设计、实行精细管理、规范稳步发展”的原则，陕西省的探索和尝试在全省铺开。宁蒋娟的回归，正是源自对农业转型发展的全新认识。
“那是一场介绍土地流转惠农政策的讲座。我第一次知道，农业还有另一种做法。”新型农业的美好前景，激起了宁蒋娟回乡创业的热情。
放弃安稳的生活，宁蒋娟投资30万元，流转来50亩土地，建起22个竹木大棚种西瓜。却没想到“出师不利”——不懂技术，加上信息不畅、不会营销，宁蒋娟种出的西瓜个头小，卖不上价，还有不少烂在了大棚里，一下子就赔进去20万元。
备受打击的宁蒋娟蹲在大棚前，很快想明白一个道理：要做现代农业，技术是根本，“咱虽是农民出身，怎么种好地还得从头学”。
宁蒋娟找到区上的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开始认真学。从种植技术、病虫害预防，到合作社管理、农业法规等培训，“搞明白了很多不懂的事，还认识了不少土专家”。
在农广校、农技中心、农检中心帮助下，宁蒋娟引进了新品种，建起钢架大棚，又学习山东寿光扩建日光温室，还注册了自己的品牌——“瓜大姐”。
当初的粗放园，如今已变成名副其实的现代农业设施园。110亩流转土地上，宁蒋娟拥有31个钢架大棚，一个育苗棚和3栋日光温室，所在合作社也由最初的6户发展到38户，年销售收入达到160多万元。
去年4月，经过农广校组织的职业农民培训，宁蒋娟被推荐参加西安市首批中级职业农民培训考试。今年2月，她又通过省级考试，获得职业农民的“高级”认证。
崇尚科技是职业农民这一群体的共性特征
当农民，为什么还要认定？陕西省职业农民资格认定的新闻一经发布，即引起各方面广泛关注。而对这些参加认定的新型职业农民来说，也的确曾因对政策的不了解产生过疑问。
“参加考试前，我也犹豫过。”宁蒋娟告诉记者，自己就是土生土长的农民，难道不拿这个证就不是农民？她咨询了农广校老师，又专门上了“百度”，再回想自己几年来在土地上摸爬滚打的经历，终于搞明白：“现代农业要求‘专业人做专业事’。”以前，做农民管好自己的地就行，简单却也没有高效益，但现在，参加培训的过程就是技能的再提高、视野的再拓展，“这对我来说，的确是当务之急”。
参加考试的过程，也让宁蒋娟深有感触。除了笔试还有面试，笔试是“单人单桌、人机(手机)分离”。到了面试考场，考官问的问题让她傻了眼：“你是种西红柿、黄瓜的，那你知道种植西红柿、黄瓜的土壤PH值分别要求是多少？”
这一次的考试没过关，宁蒋娟却大有收获：“这说明我的专业知识还远远不够，同时也感受到了国家对农业的重视。”
80后青年康春玲，2004年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从事几年奶粉销售工作后，回到家乡陕西省富平县开始从事奶牛养殖。在多部门扶持下，如今，她担任理事长的富平县佰特利奶牛养殖合作社已发展到栏舍80多亩、固定资产1600万元，年产值2000万元左右。
在康春玲看来，职业农民就是以种地为职业，用专业水平让土地发挥出最大效益。所以，她信奉科技对现代农业的重要性。几年来，她多次参加县农广校的培训，先后考取了职业农民认证中级、高级资格证。
崇尚科技，是新型职业农民的广泛认同，也成为这一群体的共性特征。
以陕西省首届高级职业农民王雨嘉为例，大学毕业后谢绝多家单位挽留，回乡从事苹果种植。最初也是磕磕绊绊，后来悟出一个道理：必须依靠知识和科技种地。王雨嘉将自家的果树品种全部更新，又陆续新建矮化密植果园，规模扩大的同时，效益也在不断攀升。现在，王雨嘉专门设立了全天候手机服务热线，为乡亲们解答农技难题。
宁蒋娟则引进科学化管理，对基地和产品进行无公害认证，同时制定田间生产档案，使自己的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餐桌都有据可查、遇事可究。今年，她又建立起“微信销售”平台，联合周围农户共同发展高档次农产品。为学习最新的农业和管理知识，她又走进清华大学进修。
和传统农民不同，新型职业农民必须具备3个条件。陕西省农业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型职业农民首先必须是市场主体——传统农民主要追求维持生计，而新型职业农民则充分地进入市场，并利用一切可能使报酬最大化，一般具有较大经营规模和较高收入水平。
其次，新型职业农民要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把务农作为终身职业，而非短期行为。另外，他们还要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现代观念——不仅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还要求其行为对生态、环境和社会承担责任，示范带动更多农民致富。
让农民不再是身份而是职业
根据官方表述，“职业农民，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以培育职业农民为重点，建立专门政策机制，形成一支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队伍，为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人力基础和保障。
“在农业现代化、集约化的潮流下，农民职业化这一步早晚要走。”有媒体评论。职业农民的培育，实际就是建立一项农业人才管理制度。只有建立起这样的制度，才能利于激发农业发展的内在活力，使现代农业得以长足发展。
这个建立农业人才管理制度的过程，被称为一场由“身份”到“职业”的变革——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印记，而是一种全新的职业选择。
自2011年以来，陕西省通过调研试点，先后制定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整省推进工作方案”“认定管理暂行办法”“绩效考评试行办法”3个规范性文件，为职业农民的教育培训、认定管理、政策扶持制定出一系列操作依据。
目前，陕西省将新型职业农民分为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社会服务型和新生代型四类。同时划定了初、中、高三级在年龄、文化程度和收入等方面的标准。参与评定的职业农民，须在16岁至55岁之间，具备相应文化程度，收入主要来源农业方面。初级职业农民的收入，要达到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至10倍，中级达到10至20倍，高级达到20倍以上。
这些还不够——要取得“职业农民”认证，需先通过县、市、省级农业部门层层筛选、审查和培训，才能参加最终资格认定的考试。高、中、初三级，分别由省、市、县认定，每年一次。主要评价指标，包括综合素质、专业技能、经营规模、生产效益和职业道德等5项。资格认定实行逐级推荐，获得初级证书方可考核认定中级，以此类推。
资格认定之前的培训环节至关重要。一般情况下，想成为“高级职业农民”，要连续参加4年的系统培训，且持有中级资格证书1年以上。且对于从事同一种农业生产的人，高级职业农民及他所带领的合作社或企业，单位面积产量或效益要比周边农户增幅10%以上。
根据陕西省统计，该省符合职业农民特征的培育对象有20多万人。为此，省农业厅成立工作领导小组，以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为主体，全省12个市107个县区均建立起专门工作机构，职业农民的培育走在了全国前列。
对已取得职业认证的新型农民来说，能获得实实在在的扶持是他们的最大期望。
目前，陕西省财政资金已配套8580万元，其中已拨付500万元用于贷款贴息，引导小额贷款向职业农民倾斜。而对高级职业农民来说，他们所带领的合作社、农业园区、农业龙头企业等，也将享受如土地流转、融资贷款手续、项目扶持等方面的政策倾斜。本报记者 孙海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