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钱钟书的恩怨：从师生情深到恶语相向

　　原标题：冯友兰和钱钟书的恩怨纠葛

　　核心提示：座谈会后，台湾《联合报》的副刊编辑丘彦明打电话采访庄因教授，请他谈谈对钱钟书美国之行的印象，并在6月5日的《联合报》副刊上发表庄因口述、丘彦明记录的文章《钱钟书印象》：“那天提问题的人很多，气氛可说相当热烈，钱钟书也表现出很愿意答话的样子……座谈会中也提到了哲学家冯友兰，钱钟书把冯友兰骂了一大顿。他说，冯友兰简直没有文人的骨气，也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节操观念。又说，冯友兰最不应该的是出卖朋友，在座有人问冯友兰究竟出卖了哪些朋友，钱钟书却不愿指出姓名。”

　　本文摘自：求是理论网，转引自：《学习时报》，作者：甘草，原题：《冯友兰和钱钟书的恩怨纠葛》

　　冯友兰是近现代中国首位兼具哲学史家和哲学家身份的学者，而钱钟书则是中国学贯东西的文学家、作家，当他们两人被历史的丝线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人生的境遇会有怎样的不同呢？

　　师生之谊。1923年，冯友兰学成归国后，在清华大学教授哲学，而此时，钱钟书刚被清华大学录取，是一名天赋极高的学生。钱钟书当时在清华大学的学生中已是无人不知的，他的聪明和天赋是被许多教授认同和欣赏的，这也包括冯友兰在内。哲学系给高年级学生开讨论会，教师和学生都参加。每次开会时，冯友兰都派他的秘书请钱钟书参加，可见冯友兰是非常器重钱钟书的。

　　1938年，钱钟书将要从巴黎大学回国时，许多地方争着聘请他，最后还是清华大学聘得才子。促成钱钟书到清华任教的也是冯友兰。杨绛也曾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记述了这件事：“1938年，清华大学聘他为教授，据那时候清华的文学院长冯友兰来函说，这是破例的事，因为按清华旧例，初回国教书只当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为教授。”那年，钱钟书才28岁。

　　钱钟书曾经亲口告诉海外学人：“冯先生是我的恩师。”这中间的原因除了冯友兰作为清华文学院院长，本来即是他的师长之外，大概也是因为冯友兰曾经在校长面前力促推荐。当然，冯友兰邀请钱钟书进清华大学担任教职，一来是因为师生之谊，二来他是器重钱钟书的才学，希望钱钟书对清华大学人文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时代之变。从1939年起，冯友兰先后出版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这六部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树立了他作为一代哲学大家的地位。但是，1950年代之后，当冯友兰面对学术工作与政治运动之间的复杂关系时，他的选择令人唏嘘。

　　1973年10月，北大清华两校成立大批判组（笔名“梁效”），受江青领导，特邀年近八十的冯友兰为顾问。之后，冯友兰发表了许多大批判文字，获毛泽东赏识，冯友兰每次承蒙毛泽东接见，事后都会感激涕零地献诗，如“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为有东风着力勤，朽株也要绿成阴”。他的诗文流传全国，并得到了江青的会见和看望。1974年冯友兰发表的《咏史》组诗中的“则天敢于作皇帝，亘古中华一女雄”，多少有逢迎格外垂青于他的江青之嫌。

　　“文革”结束后，冯友兰在说清自己同“四人帮”的关系时，也承认他的《咏史二十五首》中对有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并不全部是自己经过深入研究以后形成的认识和结论，而是照着“四人帮”的伪史学所规定的调子推演出来的。因此，冯友兰认为自己在“批林批孔”中忽略学术与政治的界限，未能坚持学术的独立性与科学性原则，既是严重的失误，也是十分沉痛的教训，表示自己“要永远引以为戒”。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谈到自己“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情景，本着“修辞立其诚”的态度，写道：“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在冯友兰看来，一个学术工作者，如果能表明自己的真实思想，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这是“立其诚”；反之，如果一个学术工作者，不注意独立思考，坚持真理，而是附会时论，以求取某种荣誉和利益，那就不是“诚”而是“伪”了。

　　在那样一个时代里，知识分子即使不迎合时代的潮流，也难于坚持自己的思想与自由，独善其身已属不易。从1950年到1956年，钱钟书几乎没有文章发表。在这段时间里，钱钟书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代，他又参加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定稿工作。“文革”期间，有部门通知钱钟书去参加江青邀请他的国宴。来人话音未落，钱钟书立刻说道：“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来人有些犯难了，说：“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钱钟书扬了扬眉毛，又继续低头看起了他的书。

　　在一次会议上，王洪文无中生有地对一些学者大肆攻击，说他们是学术界的“毒草”，要及时拔除。会场里的人们有些坐不住了，人群中有着轻微的骚动，却没人敢站出来。这时候钱钟书突然站了起来，当面驳斥了王洪文的论调。钱钟书口才出众，说得王洪文面红耳赤，恼羞成怒。钱钟书说完之后，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大声说道：“我是钱钟书，我为我说的话负责！”会议还没结束，王洪文就被钱钟书气得提前离场。后来，因为这件事钱钟书受到了冲击，甚至被下放到干校劳动。“四人帮”授意有关方面让钱钟书就这件事情写检查，可钱钟书不仅没写检查，而且回了一句话：“要检查没有，只有一身铮铮铁骨！”最后，这事也只能不了了之。

　　笔墨官司。1979年，钱钟书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到美国参观访问。在旧金山史丹佛大学时，钱钟书应邀参加了该校亚洲语文系的一场座谈会，当时参加座谈会的有刘若愚教授、庄因教授等30余人。座谈会后，台湾《联合报》的副刊编辑丘彦明打电话采访庄因教授，请他谈谈对钱钟书美国之行的印象，并在6月5日的《联合报》副刊上发表庄因口述、丘彦明记录的文章《钱钟书印象》：“那天提问题的人很多，气氛可说相当热烈，钱钟书也表现出很愿意答话的样子……座谈会中也提到了哲学家冯友兰，钱钟书把冯友兰骂了一大顿。他说，冯友兰简直没有文人的骨气，也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节操观念。又说，冯友兰最不应该的是出卖朋友，在座有人问冯友兰究竟出卖了哪些朋友，钱钟书却不愿指出姓名。”

　　作为冯友兰的女儿、作家宗璞，她是不能同意钱钟书的说法的。1998年，宗璞在《文学自由谈》第4期上发表了《不得不说的话》，文中说：“说冯友兰先生‘文革’中出卖朋友‘纯属诬蔑不实之词’。”她要求杨绛向钱钟书问明究竟。杨绛很快也写了回应文章《答宗璞〈不得不说的话〉》，并发表于《新民晚报》和《文汇读书周报》，否认钱钟书说过指责冯友兰的话。

　　这场笔墨官司，由钱钟书对冯友兰批评的话而引发。时间也已过去了多少年，时值钱钟书重病在床，冯友兰早已撒手人寰，两位当事人早已无法对证。最后，这场笔墨官司以涉事出版单位向宗璞的公开道歉而了结。

　　宗璞是冯友兰的女儿，杨绛是钱钟书的妻子，冯友兰是钱钟书的老师，宗璞是杨绛的学生。这样错综复杂而又如此亲近的关系，却被时代的洪流所挟持，为维护各自亲人的形象和声誉，被迫在报刊上打起了笔战，将一位哲学家和一位文学家又重新拉入了历史的纠缠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