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潇肃片酬都给媳妇 婚姻失败也要往下走

　　据《男人装》报道，凌潇肃进棚的时候，穿了双拖鞋，运动衣，像从家里溜达来的。他这个年纪的男演员，拍杂志封面，都会用心打扮，但他不，“时尚太装逼了。”公众对他的认识，基于三个标签：《关中匪事》里的硬汉，《回家的诱惑》里的富二代，以及那个大家都懂的纷纷扰扰事件里的男主角。

　　凌潇肃的外型气质，很容易被人认定是那种心思单纯的世家弟子。但实际上，他提及表演时声音会骤然高八度，让人不禁有点担心这是成为一个戏疯子的前兆；他说起圈中沉沉浮浮时语气淡然甚至带有某种禅意和玄机，年纪轻轻就顿悟有点匪夷所思；他还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十几年信仰，“人生处处都是围城”从嘴里漫不经心蹦出来时，配合着北京深秋的阳光，勾勒出一幅挺出世的画面。全然不像一个上升期小生应有的金句装备。

　　他不喜欢明星这个身份：“我叫凌老板，靠手艺吃饭。希望大家光顾我的表演，这样我才能因此活着，有吃有喝有房住，养得起家人养得起老婆孩子。”

　　大凡出生于传统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身上都有一股底气，这股底气跟富二代钱堆里历练出的混不吝不同，跟官二代的少年老成也不同，不是嚣张过头或低调过度，但有那个心气兜底，对很多东西见怪不怪，也对很多趋之若鹜的欲望，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他们不紧不慢的走，姿势晃晃悠悠，但其实比用力过猛藏有更多潜力，只不过，爆发时机还没到。或者说，他们不急着爆发：假如一生的日子可以这么平静随顺的过去，也就够了。他们观念新锐但生活方式传统甚至保守，对自己没有过高要求，但从小浸淫的家教和见识，让他们血液里存储了大事来临时应对的沉着决断以及大气修养。

　　在凌潇肃的童年和青春期，西影厂是个躲不掉的关键词。

　　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娱乐圈一词，人们对电影和电视的认识，停留在“文艺工作”的范畴。西安电影制片厂，一个对普通百姓而言显得神秘而距离遥远的地方，1979年，凌潇肃就出生在这里。他的大爷爷(亲爷爷的哥哥)是著名导演凌子风，当时在北影厂导演过的作品包括《中华女儿》《光荣人家》。凌潇肃自己的爷爷则是西影厂的摄影师，他的母亲傅小健，是西影厂当时少有的女导演，执导过《双枪李向阳》、《生死劫》等影片，作品曾获华表奖。

　　在大多数同龄人还不知道电影为何物的时候，电影就已经开始伴随凌潇肃整个童年的成长。 “我其实不是在圈子里长大的，我理解这个“圈子”可能是一个时尚界，某种意义上讲是个贬义词，但是我是生活在文艺团体单位的孩子，是电影厂子弟。”他特别强调了两者的区别。

　　小时候这一段的生活，对凌潇肃的影响很大。“知道爷爷的哥哥是个很著名的导演，尽管18岁才见到他”。凌家楼下的大食堂，经常被摄影组改造成一个摄影棚，早期张彻导演一些武打片，甚至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就是在这里拍的，“我们在西影厂大院儿长大的孩子经常会看到拍戏，所以我们对于拍戏也神秘也有亲切感。”这种熏陶直接决定了他后来选择演员这条路。但凌潇肃并非很小就向往长大后当演员，倒是一直在练习体育，直到马上要考大学了，才选择去读这个专业。

　　当导演的母亲给了他自信，母子相处更像朋友，这点和别人的家长很不一样。“从小当别人看不到我的优点的时候，她总是可以看到她孩子的优点。如果从小不是母亲鼓励的话，我走不到今天。她总是告诉我说“他们看得是不对的，你相信妈妈不会骗你，演员你可以做”。

　　这种家庭氛围，给凌潇肃来带来最重要的，并不是表演本身，而是一种整体审美方式的形成，“就是你可能会认为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好的你会奋力努力。你像有的审美不好的，认为不好的就是好。我觉得家庭这个会给你建立一个好的审美标准。无论是任何一个艺术门类，最后拼的的事情是审美。 ”审美是一个系统工程，影响到他今后包括剧本选择，表演方式，生活家庭等种种方面。

　　进入到实际操作，父母在凌潇肃的演艺道路上，也给过他很多建议，“我的每一部戏我妈都会看，挑毛病那简直是挑的我一头汗。” “她觉得2009年《一路格桑花》以后，我在表演上比较自由了。”凌潇肃这样形容自己的母亲，“会非常认真，很细致的看。你想躲藏都没得躲。而且是很不留情面的说，你这个表演我觉得你那一瞬间是不真实的。我都很没面子，说怎么不真实了，我妈说：你假笑来着，笑的不真，你那一刻你就不是人物。这真知灼见，说的我脸红。”

　　凌潇肃最近在拍《欲望的姐妹》，演对手戏的还是李彩桦。“表演是非常严肃的事儿。”他说他最想演的是《教父》里的麦克，把1、2、3全都重新演一遍。凌潇肃把表演本身看的比成名赚钱更重要，年纪轻轻落下了一身艺术家的职业病，这是优点，也是跟自己死磕。比如演完一场戏常常沉浸在里面出不来，有很深的失落感，要通过跑步来调整状态，比如挑剧本的标准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关中匪事》你演出来硬汉，然后，好，一窝蜂全都找你演硬汉。中国人怕跑偏，当你突然演了这么一个亦正亦邪富二代，好，大家又把硬汉又忘了。在演员眼里，饰演的角色是复杂立体的，人怎么能有好坏之分呢？。”

　　他至今都对自己的戏路不满意，原因是“几乎走的成功的人都是已经被定型的人，你如果还没有被别人定为一路的话，对不起，证明你还没有上路。就是你连你自己的这条道还没有的话，那么对不起，你在局外。但是如果你上了这条道儿，那对不起，你又出现了一个人生的瓶颈。你很难从这个车道跳到另一个车道。人生永远都是围城。”

　　如果爷爷和父母是凌潇肃成为一名演员的先天条件，此后的凌潇肃，又先后遇到两位贵人。第一位是大三时找他拍了《关中匪事》并当了男一号的导演张汉杰，张导同样出自西影厂，以前是张艺谋的执行导演，有一天，副导演给凌潇肃打电话，说已经把他的照片给导演制片看过，连合同都签了，这个让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就这样降临到了凌潇肃的头上，让他在2002年的时候，就过上了一集片酬3000元的生活，人生第一部剧，他就当上了男一号，顺的不可思议。所以至今凌潇肃还把张导看成启蒙老师，“那时候，谁敢用一个生瓜蛋子啊？ 他用了。”

　　跟张汉杰的合作，让凌潇肃找到了气场相投的知音感：真。张汉杰经常在片场骂人：“别他妈给我背词儿！说人话！”，他提倡的有准备的即兴的表演方式，跟凌潇肃不约而同，也让凌潇肃从中间找到了他自信和肯定。“我们很唾弃照本宣科的演剧本。甚至每一条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会怎么演。你看这个多有趣多有悬念，特别棒。后来我才知道好莱坞好多大牌的演员都用这种方法，是有准备的即兴。就跟高手过招一样。”

　　第二个贵人，是《一路格桑花》的导演陈胜利。陈胜利在表演上开启了凌潇肃的另一扇门。“我认为我是在《一路格桑花》之后才会表演的。之前我都是懵的。”

　　摄影师想给凌潇肃尝试一款新的发型，刚碰到他的头发，他立刻阻止了这个提议，“不能把头发全部梳上去，必须要有刘海，你不能在我头上做实验。我这个头发是一个理发师剪的，只有这么一种剪法。”凌潇肃在某些方面有点轴，这是常见的大少爷脾气，他对于自己主意的坚持，堪称固执，在表演上，这叫风格，“所以在圈儿里头好些人说：“凌潇肃不是很好合作“。还有人竟然说我是戏霸，我说哎呦我这么年轻怎么成戏霸了呢，其实都是由于你对你表演事业的这种执着，可能刺伤了对方。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我也会一如既往的继续下去。”

　　在婚姻里，这个叫做大男子主义，“我大男子主义就表现在比较捍卫传统，不知道有没有错。”他是那种传统家庭长大的传统西北男人，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根深蒂固，尽管他说自己非常民主。“我是很民主的，不霸道。但是我觉得一个家庭应该有分工，各司其职，男人不应该窝在家里做家务，应该出去赚钱。”

　　只赚钱不管钱，因为很累，“我账上是没有钱的，我不瞒你，我片酬直接打给我媳妇儿，公司直接打给我媳妇儿的卡。我数学不行。后来我媳妇儿跟我急了，嫌我什么都不管。说：你这帐都让我算，我数学也不行，我还是交给你吧。我也跟她急了：想的美，我也不管那破事儿，我只管在外面拍戏。”

　　有一句话，合适的夫妻到最后更像是同声同气的朋友，而凌潇肃评价唐一菲的词语即是如此，“豪情、仗义”。他说这也是对方最吸引自己的一部分，“之前有人说武汉女人很厉害，实际上她也很厉害”。接到媳妇儿电话时的凌潇肃，语气明显“温柔”很多。“她对我很厉害，这个厉害是因为关心你爱护你，性格比较直爽。”凌潇肃自己形容没有唐一菲那么利索，“我俩其实是反的。我是个细腻的人，无论是对感情对事情，甚至是温度我都是个很敏感的人。她是个大大咧咧的人。” 看起来大男子主义的凌潇肃实际上很细，看起来柔弱的唐一菲实际上“利索”，男人遇到合适他的那一位，总会百炼钢成绕指柔，这定律适用于任何一对夫妻。